俄罗斯反恐立法特点评介——附:2006年《俄罗斯联邦反恐怖主义法》

俄罗斯恐怖活动异常活跃,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犯罪.恐怖活动的频发必然推动反恐立法的发展,世界各国联合反恐的需要也促成了俄反恐立法的跟进.俄罗斯反恐采双层式的立法模式:一为前置性专门法律,侧重反恐预警与反恐活动的展开,即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二为事后防控性的刑事基本法,重点预防和控制恐怖活动犯罪,即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俄罗斯反恐立法以抛弃恐怖主义政治目的说、立法内容丰富、立法体系多样见长.在反恐立法取向上全方位出击,以宪法为轴心,将基本刑事法典与专门的反恐法相结合,实体法具体个罪的应用与刑事诉讼程序法相呼应,基本法与反恐规章、条例的辅助法相衔接,它们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反恐立法体系.透过俄罗斯反恐立法全貌,管窥俄罗斯反恐立法的特点,吸取其成功的经验,以为我国制定相关立法所借鉴.     

反恐视域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检视 ——以反恐安全防范为例

为实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安全防范措施的规定较为全面,但安全防范措施的执行“宽松软”及安全防范措施的监督存在“重处罚,轻整改”等问题,导致《反恐怖主义法》的安全防范治理效能弱化。在公益诉讼范围拓展上,引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反恐责任主体,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在反恐公益诉讼检察模式上,以预防型公益诉讼为原则,明确反恐安全风险认定标准;在反恐公益诉讼体系建设上,增设反恐预防型公益诉讼、反恐民事公益诉讼及反恐行政公益诉讼三大公益诉讼模式,推进我国反恐安全防范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制度建构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主要包括“行政违法向刑事犯罪递进”的行刑衔接和“刑事犯罪向行政违法回转”的刑行衔接，实践中均面临一些运行困境。应当完善企业违法调查中的行刑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可以提前参与行政机关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调查程序，落实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企业犯罪案件的立案衔接。应当拓展公安侦查程序中的企业合规治理，并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完善企业合规案件在审查起诉程序中的刑行衔接，联合开展企业合规考察评估等工作，合规整改并不免除涉案企业在法律上应受之行政处罚，提高行刑处罚结果互信互认及行业合规治理效果。     

建构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

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存在涵盖范围狭窄、衔接方式单一、衔接信息平台无法满足“刑行”双向衔接功能需求等问题。受到宪法“分工合作”原则的限制,承担“行刑”衔接检察监督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不能直接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推动检察职能从刑事领域延伸到行政违法领域,推动我国行刑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内涵一直不明确,应将行刑衔接改革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结合起来,推动行政检察部门聚焦于“行刑衔接”的制度空间,克服现行“行刑衔接”机制的局限性,监督在刑事犯罪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借助行政检察职能全面修复行刑之间的制度漏洞。具体而言,行刑衔接中存在五种行政检察监督部模式,其监督重点事项也各有不同。     

我国反恐立法走向初探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大顽疾,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核心建构反恐战略是我国现今解决恐怖犯罪问题的核心。目前我国反恐法基本草案正处于论证阶段,其定位应当是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的特别法规,需要从立法取向、立法模式、立法内容、立法衔接等方面进行相关完善。此外,我国应该在反恐立法中明确规定设立反恐机构,以反恐审议为基础对恐怖主义进行预防、控制。     

认定罪犯专利为立功表现之问题研究

由于立法技术粗糙、法律解释滞后、专利保护意识不强、罪犯权利保障意识缺失，加之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作祟，目前我国在认定罪犯专利为立功表现上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认定标准不统一。为统一标准，应摒弃使用“发明创造”一词，以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为基本认定标准，着眼于实现形式正义；以具体专利所实际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为补充认定标准，设定弹性评价认定机制，着眼于实现实质正义，并通过出台司法解释、修改相关立法、提高执法者素质，解决在认定罪犯专利为立功表现上存在的问题。     

浅议行政刑罚制度的构建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立法上的衔接包括内容上的衔接和形式上的衔接。内容上的衔接要解决好二者的适用范围和协调二者的处罚轻重两个问题;形式上的衔接主要是指行政处罚法中附属规定的刑事罚则,如何与刑法典及其它刑事规范相衔接的问题。建立行政刑罚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涉恐条款

恐怖活动犯罪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呈高发态势,并对反恐立法形成了"倒逼式"拷问。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相对系统、从注重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碎片化突出而系统性不足、从严从重明显而区别对待欠缺的特征。检讨反恐刑事立法还可发现,结构体例不系统、概念界定不清晰、规制范围不严密、罪刑设置有遗漏等问题比较突出。作为对检讨的回应,在未来的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调整刑法结构体例、完善罪刑设置,并通过专节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规定;同时,在"涉恐"财产处置和恐怖组织、人员认定方面,应当注重反恐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衔接,综合运用行政性查控与司法性查控、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等手段。     

恐怖组织认定模式之研究

当前,我国对恐怖组织事实上采取了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并存的模式,这种模式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恐怖组织的认定主要存在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而我国刑法中除恐怖组织以外其他组织也存在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从实际情况、人员配备,以及认定后果来看,我国应对恐怖组织采取行政认定模式,以达成刑法与反恐怖法的衔接。     

论认定恐怖主义组织之机构模式

从法律依据和认定主体的角度来分类,认定恐怖主义组织的机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司法认定模式;二是行政认定模式。前者是最基本的认定模式,后者是对前者的有益补充。中国显然采取行政认定模式作为有益的补充。参照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行政认定模式需在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构建严格的认定程序,要体现出认定程序的高法律层次性、详细性、全面性和正当性;二是增加司法审查程序,以保证认定行为的合法性与准确性。     

论我国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在反恐法的制定与刑法的修正中,应当重视两法的衔接问题.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内容有:立法模式的衔接、立法空间的衔接、法"意"的衔接、法"语"的衔接、管辖的衔接、罪名体系的衔接等.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加强两法的立法空间界定,解决目的差异带来的衔接错位问题,追求立法用语明确性与统一性,完善刑法的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制度,完善刑法中的恐怖主义犯罪罪名体系.     

关于行政认定行为的法律思考

行政认定行为，也称行政确认行为，在行政法理论上大多是这样定义的：行政主体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进行甄别，给予确定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①或者说是行政机关对个人、组织的法律地位或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认可和证明的行为。②包含着上述基本含义的行政确认行为，在行政立法规定和行政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并且以独立与非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行政认定的非独立形式，是指存在于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内的认定部分，是该行政行为中对于事项、权利义务、行为、关系等的认定或确认的那部分内容。可以说，它与每…     

工伤认定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

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4个典型工伤认定行政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用工形式的流变、国家社会保险政策的变迁以及大量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使得行政机关的解释充斥于工伤保险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之中.面对专业行政机关就工伤主体、认定条件、申请时效及法律适用等事项所作出的解释,人民法院通过恪守立法意图、合乎生活情理和适应社会需要三重原则的阐释运用,妥善处理了法律解释问题上司法独立审查、尊重行政判断及有效保障私权的三重关系,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预示着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的逐渐生成.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底限

恐怖主义是人类生存面临的难题,它通过暴力和残忍的手段,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造成严重威胁.恐怖主义是当代人类之间展开的另一种形式的自相残杀.但是,即使其在法律上是严重违法的,在道德上是难以立足的,然而,毕竟有其存在的深层根源.因此,应当明晰恐怖主义与反恐的性质,正确认识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价值与效力之间的冲突,并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恐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寻找经验和借鉴,从而正确协调恐怖主义与反恐以及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关系,为解决这一死结提供一条可行路线.     

论劳动法上的工资

工资的界定涉及劳动关系认定等劳动法基础理论问题，也牵涉劳动者和雇主各自的切身利益。我国《劳动法》未规定工资的定义，司法实践中存在仅以工资立法上的列举式规定来认定工资，以及片面恪守劳资双方合意以排除本具有工资属性给付之倾向等问题。鉴于此，首先，理论上宜采用劳动关系对价“二阶段”说作为认定工资的实质标准，同时构建基于“劳动对价性”与“经济给付性”这一实质与形式相结合的工资认定标准。其次，立法上可在现有《劳动法》或者未来的劳动基准法中规定工资的定义，将工资认定标准引入其中，并可通过正面列举明确工资的构成。最后，司法适用上应当构建工资概念解释适用的基本路径，确立工资认定的实质判断原则，进而正确认识实践中常见争议类型给付之性质。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恐怖活动及其犯罪立法研究——兼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和《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相关反恐条款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恐怖活动是影响力和破坏力更大的综合形式的恐怖活动类型,包括四类行为,在我国比较严重的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活动相关非法信息,它是暴力恐怖活动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犯罪立法缺少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煽动暴力恐怖活动罪,设立该罪为我国反恐斗争所必需,也与国际反恐立法趋势一致.设该罪应从反恐怖主义综合立法和刑法两方面进行构建,在《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修正案(九)》中做适当规定.     

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

恐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理念,但是恐怖主义外化为行为而成为法律调控的对象,法律可以通过预防、处置、制裁和恢复等环节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我国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是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所共同建构的,在刑法等法律中还存在专门的反恐怖主义内容。但是,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尚存在内容上的缺憾,宪法中应确立反对恐怖主义之明确依据。同时进行专门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并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反恐怖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新格局。     

俄罗斯与中亚诸国反恐怖主义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与中亚诸国相继制定了反恐怖主义法,包括基础性、预防性、处置性、制裁性与恢复性内容。概括看来,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均采取了独立式的立法模式;注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以立法推进反恐怖机制建设;体现了国际合作反恐的精神;肯定军事反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力求在维护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以上海合作组织的视角来看,俄罗斯与中亚诸国反恐怖主义法对我国反恐怖法制建设亦有所借鉴。     

行政立法民主保障之问题与对策

由于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在组织形式、责任体制、权力来源等方面都具有质的不同,而且目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主体层级过多、权界不清,立法内容重权力、轻责任、重实体、轻程序,立法程序有违民主与公正等问题,为贯彻和落实行政立法民主化基本原则,加强对行政立法权的规范与制约,增强和完善行政立法的民主保障,应当限制行政立法主体范围,统一行政立法程序规定,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立法参与权,健全和完善系统而有效的权力滥用防范机制。     

关于《行政强制法》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之认定——对20种特殊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评判和甄别

《行政强制法》第2条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和第9条对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列举式规定,无疑为认定行政强制措施提供了依据。但其仍未消除《行政强制法》实施过程中的困惑,不少在立法上和实践中出现的特殊行为,无法轻松地对它们作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判断。通过对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20种特殊行为的评判和甄别,可以推进对"行政强制措施"标准和范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