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概念的演变

“文化大革命”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概念使用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概念大致形成于文艺界整风运动中。1964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为题发表社论。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文艺界整风事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概念开始使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和吴冷西。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学术批判问题，并整理出《汇报提纲》（《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央…     

江青为何会自杀

一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阵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体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全军文革”走马换将之谜

1964年7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成员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简机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考察“文革”中精简机构的起因、发展及社会后果,从这一侧面探求我国当前党政机构改革的正确思路.(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的领导机构,被称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央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实行“精兵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

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说到“中央文革小组”,先得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起。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批评道:“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     

陈伯达和康生的明争暗斗

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狼狈为奸却又勾心斗角。作者以亲身经历揭开了“中央文革”黑幕的一角。     

“文革”后600部电影如何解冻

成立“电影复审小组” 1979年,对大量“文革”前拍摄电影的解禁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 1976年11月,陈少舟接封通知,到电影局“电影复审小组”报到。与他一同进入复审小组的,还有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李梦学。当时,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提出,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文革”中的道德歧路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物、人与集体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并非如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不讲道德的,相反,“文革”很大意义上是力图实现一场道德革命。但是,由于“文革”道德革命从根本上违背了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文革”追求新道德最终却走人了非道德、反道德的歧路。     

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的传奇人生(六)

正二十三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随后成为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天发表社论,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被迅速点燃。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四个伟大”的提出及演变过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含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四个伟大”,即给毛泽东的四个修饰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怎么提出及演变的,目前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认为是林彪提出并鼓吹的。现在看来,并不尽然。“四个伟大”的雏型 1966年8月16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关于无产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早年的“革命”生涯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     

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湖南省委和各级地方党委曾一度瘫痪。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4月5日,成立了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先是黎原,后为华国锋)。1970年8月29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按照“九大”新《党章》的规定,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在1971年4月以前,“普遍建立党委”,力争在1970年12月以前召开第三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成立新省委。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还成立了由张立宪、李振军、万达等10人组成的省党员代表大会筹委会。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920人,代表全省101.9万多名党员。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总结成立省革委会     

“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斗、批、改”思想述略

从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时期。“斗、批、改”由“文革”前几年的政治理念或局部、分散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全局性、多层次、宽领域的政治运动，不仅占据着宣传话语的主流地位．且呈现诸多历史元素胶结交织的杂乱气象，故亦称全面“斗、批、改”。     

1967年夏季,中国外交部的“夺权”闹剧(一)

1967年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首都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七二○”事件后从武汉“胜利”归来。除了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帮“文革”“精英”外,连“畏寒怕汗”的林彪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了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这种前所未有的“礼遇”,令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雄视万众欢腾的王力受宠若惊,禁不住飘飘然起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吹棒下,王力一夜之间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功臣”和“英雄”。此后,他更加不遗余力地到处煽风点火,为林彪、江青效劳,遂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国外交部。     

彭真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夏天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导意识形态领域丁作的工作组，彭真任组长。这个旨在贯彻毛泽东文化指示、执行中央关于文化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组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风潮中遭到了覆灭的命运．彭真也因此遭受了政治生涯中一次大的劫难。     

文化书社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和活动中的历史地位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后，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怀着极大的热情从事建团建党方面的工作。其中，影响最大、与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文化书社”创办于1920年9月9日。它对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贡献。文化书社深为关注劳苦大众、特别是革命工人的生活命运和斗争前途，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奠定阶级基础作了大量工作　　长沙文化书社的成立是湖南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革命精神的继续。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说：“没有新…     

中共“一大“会期考证的前前后后——记“党史将军“邵维正

邵维正,中共党史专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干部轮训大队教授,专业技术三级,少将军衔。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省常州,祖籍浙江黄岩。1965年毕业于长沙政治学院。现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军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后勤政工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并被10所院校聘为客座教授。先后撰写或主编、参编著作26本,发表文章100多篇。承担多项国家和全军重点研究课题,获国家、军队各类奖25项,尤其对中国共产党“一大”和党的创建史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1998年被评为总后“一代名师”,2000年被评为全军院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拨开迷雾看“颜色革命”之“颜色”

“颜色革命”一词是来源于西方的说法,是指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发生的政治变革。因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都是在某种颜色的标志下进行的。2003年11月22日下午,当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在新议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反对派“逼宫”,28小时后,谢氏宣布辞职,萨卡什维利在随后的大选中当选为格新总统。由于萨氏冲入议会大厅时手举玫瑰,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玫瑰革命”。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尤先科顺利当选。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标识参加活动,所以该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