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阈下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的构建

本文着重探讨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挑战,提出维护群众权益是规避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要素。政府坚持公平正义的维护群众权益导向、建立多元化的群众权益诉求表达机制、健全科学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进一步完善群众的权益保障机制,就可以有效化解社会政治风险。     

统筹城乡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机制研究

随着"统筹城乡"进程向前推进,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力量重新分化与整合、社会格局重构,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埋下了未知的风险隐患.如果缺乏及时的防范和正确的应对,就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威胁,从而影响到"统筹城乡"进程的推进.本文对统筹进程中的主要社会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来应对、化解对这些风险,从而保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以社会风险防范和社会矛盾化解为视角,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主张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重点在于对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虚拟社会的管理,以满足民众的安全、融入、公平、表达诸需求;确认中国处于“风险共生”下的高风险社会,其依据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停滞、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系统复杂、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创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和“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全过程应对”模型,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揭示了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等四大社会风险源,概括出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不满等四种社会矛盾形式,构建了“社会矛盾冰山结构”模型,设计出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五大制度体系.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政府危机公关探析

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共识,风险管理包括政府危机公关成了政府管理的一个核心使命。政府危机公关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跟踪危机进程、把握舆论导向和搭建社会平台。政府危机公关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的矛盾的化解,本质在于信息的传播沟通。对于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孽生风险,政府危机公关的意义可以从行为层面、性质层面和价值层面得到显现。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的反思——基于风险社会理论面向

风险社会实际图景交织的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给公共管理的"优良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历史地考察公共管理范式,其演进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质,即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与"天灾",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范式"与"外部风险",后工业社会与高风险社会的复杂交织呈现出管理行政的"无能"。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多重面向复杂交织的图式中,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诡异"碰撞带来的风险考验,致使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高度风险。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由服务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     

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科学风险观”: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发展观的解困路径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中国旧的"保护壳"被打碎,新的"安全阀"却未能建立健全,亟待确立具有全球性风险视域的"科学风险观"。正确分析在传统发展观引导下人与高科技、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现状,推进科学发展观在风险社会的充分践行,既可实现现代化,又可化解系统化的现代风险危机。     

公共风险的应对困境及其破解

应对公共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职能。但当代政府在公共风险识别和处置中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公共风险具有"测不准"特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分散风险的措施有时会导致原本分散的风险集中化。后工业社会形态下社会基础结构剧烈变迁,风险配置逻辑呈现无差别化攻击的特征,人类个体生活方式解放导致其行为负外部性的大规模扩散,是当代公共风险应对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走出公共风险应对困境,需要发挥政府集中秩序在公共风险应对中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自发秩序以构建风险庇护之网,完善市场秩序以增强公共风险应对助力,尊重专业秩序以实现公共风险的科学处置,使这些治理结构之间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以形成一个更加科学、全面、有效的公共风险处置机制。     

风险社会中监狱管理创新的途径

风险社会已成为当前我国不可避免的历史境遇。我国监狱的传统管理理念与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高风险社会的管理要求。更新观念,大胆创新是大势所趋。通过风险意识重塑,风险管理、评估科学化,以人为本、化解风险,关注风险交往等途径全面提升风险社会中监狱管理的创新能力。     

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初探

社会分工与服务质量精细化的今天,面时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与现实需求,政府社会管理从粗放到精细成为一种必然.与企业及政府其他领域的管理相比,政府社会管理有着独特的内涵,中国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实现也面临着不同于企业、政府其他领域的管理,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社会管理的现实阻力.战略设计系统化、执行框架标准化、评估指标数据化、责任落实明确化,以及管理技术信息化是化解中国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难题的突破口.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从风险社会到和谐社会:寻求危机治理的善治

风险社会时代危机事件的频发要求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变革政府管理思维,构建电子政务,与社会各组织进行合作,构建多主体协调的危机治理体系是必由之路。由此才能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走向危机治理的善治。     

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

社会管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众等其他社会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对社会事务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它的根本目的是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基本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环境。     

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化解

当前中国正积极活跃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因而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一系列风险的冲击.这些风险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从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倡导科学发展等方面着手,规避和化解风险,实现社会和谐.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探析

一般来说,在利益表达体系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仅靠政府来化解社会矛盾、调控冲突,效果往往难如人意,因而需要引入另外的组织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对我国现阶段来说,这另外的组织力量主要是社会组织。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已通过邻里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权益维护、政治参与、公益资源分配等方式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制度环境的缺陷,其作用未充分发挥。要充分发挥自身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我国社会组织须多方争取公益资源,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而要更好地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作用,我国政府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构成与应对

目前中国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生态破坏、贫富悬殊、全球化的风险等方面。化解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主要是消解理性主义线性进步观,在市场与国家(政府)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构高级阶段的全球化等。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风险社会中政府的安全责任及其制度保障

处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的双重威胁,多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公共安全受到严峻挑战,这凸显了政府的安全责任。政府的安全责任主要体现在安全决策和执行到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发展,对全社会进行安全监管以及积极搞好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等方面。实现政府的安全责任、有效保障公共安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包括打造安全政府和提升政府能力,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层面上重视和解决安全问题,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安全监管体制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实行安全责任制和安全问责制,建立安全财政与安全基金制度,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法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