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特色、问题与对策析论

中国的城市化由于建立在独特国情上,因而呈现出进程不均衡、政府主导、城镇化及多使命等特色。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户籍制度制约、一些举措违背民意、政府作用过大及政策僵硬等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尊重民意、遵从"自发秩序"及增强城市化进程"弹性"等举措,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使我国城市化健康推进。     

因应市民化灰色预期的选择：基本权利优先——以农村宅基地改革中保障农户资格权为例

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在推进城市化与进行农村全面改革中,我们必须既要看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又要看到经济新常态与城市化进程自身复杂长期性对农民心理预期与行为取向产生的影响作用,基本权利优先与保障农民基本权利是因应当前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的现实理性选择。文章从守住党在农村的政策底线与尊重农民意愿的需要、保证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确保农村长期稳定与避免改革后遗症三方面,以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对于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前提作用为例进行了解证。     

构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以大连为例

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稳定、推进全域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大连在推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完善大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主要包括:提高养老保障待遇水平,建立正常增长机制;优化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提升统筹管理层次;创新养老基金管理方式,提高资金管理收益;提高养老保障账户收入,持续分享集体经济。     

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治理研究——对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人口、房地产、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数据的分析可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已出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口等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使得居住分异现象日益显现,社会公平性问题开始突出,加大城市空间资源整合日益重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空间匹配之间的有效平衡,需要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思考城市如何治理。因此,建立法治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战略等城市空间调控政策迫切需要出台。在"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下,城市空间治理将日益重要,因此,需通过对大量城市的实证研究,总结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机制、趋势、效应,并对比中外城市空间演化的差异,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型的城市治理架构,并以此规范人口流动、提高城市化质量、消除城市社区隔离、规范住宅房地产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空间公平分配。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的思考——建立垃圾分类收集机制的探析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是所有城市管理者集中各种资源要素关注并付诸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很多大中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考验,我们应该充分借鉴他国经验,在建立严格、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垃圾管理模式。     

历史的转变 艰巨的探索——改革开放30年人口计生工作历程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人口有效控制和经济快速发展两大奇迹.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最早出现人口转变,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率先探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努力推进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中“被城市化”问题及其防止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被城市化"问题,是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超越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的、由政府强制推动的村庄撤并问题。"被城市化"是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异化现象,是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和对政策的误读造成的结果,其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防止农村社区建设中出现"被城市化"问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政府的正确引导,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浅谈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也遇到了各类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困扰,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预防、处理措施,建立综合型城市公共危机管理联动模式,努力破解公共危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的生态导向及其立法保障——以行政规划权的“生态界限”为核心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日益常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内容应该彰显"适度、和谐和可持续"的生态理念。考察我国现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有关生态保障的内容既取得了较大成效,也存在一定缺失。基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生态系统及其保障的特殊性,可以从保障生态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并强化公众参与的深度、建构集中行使地下空间规划权制度、完善生态责任体系等方面尝试进行立法改进,尽可能厘清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行政规划权力的"生态界限"。     

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现实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需求-回应的分析框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和压力。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和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环境的诉求需要不断推进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然而,当前城市环境治理仍然存在着治理理念相对滞后、治理法制不够健全、治理结构有待优化、治理过程较为粗放、治理绩效评估有所弱化等问题,阻滞了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这构成了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需求层面。为此,应根据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需求,采取有力的优化措施予以回应。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和谐建设

社会转型时期和谐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社会转型极其复杂,在纵向上是双重叠加,即在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也开始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在横向上是多重复合,不同地区经历不同的转型。中国转型中产生巨大社会制度冲击和价值冲击,尤其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中国的和谐建设既要重视传统转型中的制度建设,又要重视现代转型中的价值建设。     

浅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如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等等。在社会转型与政府机构改革交织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巩固改革成果,从而顺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主要城市群的人口模式分类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和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深入研究其人口集聚、发展状况,有利于促进城市群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从构成城市群的主要人口要素出发,选取反映城市群人口特征的若干主要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主要城市群人口特征进行空间分类研究,发现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按照其主要人口特征可明显分为五个人口类别,各类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类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3个城市群,特征是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城市化水平高;第二类城市群包括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山东半岛、北部湾、关中平原6个城市群,特征是人口增长率高、人口空间分布比较合理;第三类城市群包括中原、哈长、山西中部、滇中、辽中南5个城市群,特征是人口增长率低、城市化水平不高;第四类城市群包括兰西、黔中2个城市群,其特征是人口规模小、城市化水平低;第五类城市群包括天山北坡、呼包鄂榆、宁夏沿黄3个城市群,其特征是人口规模小、密度低、空间分布欠合理。在促进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方面应进行差异化人口政策引导,在优化人口发展的侧重点和具体策略方面应有针对性区别施策。     

农民工NGO建设的政策需求与生成路径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农民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保护.而农民工仅凭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产生了对组织的需求.农民工非政府组织(NGO)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组织保障.然而,农民工NGO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试图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对农民工NGO的建设目标、政策需求和生成路径进行探讨.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个人观察归纳法,认为农民工NGO的建设依然面临着法律、经费、制度、人才等方面的困境.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组织的生存困境,得出:现阶段农民工NGO的建设目标应该是发展面向基层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基层组织.政府应该给予农民工NGO提供政策支持,包括进入与退出政策、资金与资助政策、制度与技术政策和人才与人事政策,从而推动农民工NGO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的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下对农民权益的平等性保护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中的五个统筹之一。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其切入点就是加快城镇化,而"乡下人"的"市民化",岂是一个城市户口了得,必须在政治参与、受教育以及财产等方面对农民给与平等对待,通过智性的制度安排,渐次消除"城乡二元"现象。     

论网络舆情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

当前我国处于网络信息新时代,网络舆情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和方法,对于民意的征求也应适当地采取网络投票、提问等方式。网络传播方式已成为我国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公共平台。因此,网络舆情对政府制定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很大的压力,并且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存,所以网络舆情状态下政府如何制定好公共政策成为考验政府能力的一个挑战。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nergy consump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India from 1980 to 2017. The ARDL bound testing; Johansen & Juselius cointegration approach and Gregory & Hansen structural break cointegration technique confirm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exists among variables. The result of long‐ru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lay a vital role in increas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 India. However,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es negative relation to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oefficient of error correction term is nega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1% confidence level, it means last‐period's deviation from a long‐run equilibrium. It is clear from the results of Toda‐Yamamoto Causality, there is a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running 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energy consumption. However, there is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showing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facilitates fuel switching, as decentralized rural energy sources like traditional wood‐burning are replaced by centralized energy sources.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we argue that proper awareness should be made at the urban center regarding use of energy saving equipments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improved to harness the effe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s rapid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tensive‐industries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Indian economy, there is need of energy efficient technology in industry in order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两级财政博弈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分析

中央和地方财政博弈随着财政制度调整一直存在。在两级财政博弈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度下存在“经营企业”行为，在分税制制度下存在“经营城市”行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行为结合土地制度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大举借债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