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由话语产生的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设计）,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捷克武装力量转轨

1990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成立,1993年联邦解体,1999年捷克正式加入北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诸多变故的捷克军队面对新的形势也任力求转型……     

开创同东欧中亚地区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东欧中亚地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最为活跃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苏东剧变,使各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多党制风潮席卷整个地区,党派林立,分合频繁。1991年苏联和南联邦解体以及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使这一地区国家数量由剧变前的9个(包括东德)     

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深刻教训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了74年之后解体了,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具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也被摧垮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无不为这历史的大倒退而感到痛心,无不在认真思索这场悲剧的历史教训。本文只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的教训谈几点粗浅看法。     

从舆论安全视角看苏联演变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从这一角度对苏联演变的原因进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苏联国家舆论的传播失效、引导失灵及自我更新失当,使解体前夕苏联国家舆论的各种功能紊乱,舆论安全出现严重危机。这一切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     

顺应论视角下电信诈骗者虚假身份建构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电信诈骗案频发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而语言是电信诈骗者用来建构虚假身份的主要工具。文章以电信诈骗话语为研究语料,运用语用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框架分析诈骗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虚假身份,揭示诈骗话术与虚假身份类型,并结合顺应论探究其虚假身份建构的语境顺应性和话语选择,提出识别与防范对策。研究发现,诈骗者通过话语实践策略性建构虚假身份,其建构的虚假身份主要为个人身份和关系身份两大类,主要顺应了空间距离、社会规则及心理因素。文章旨在帮助人们加深对诈骗者惯用话术的认知和理解,为防范电信诈骗提供参考。     

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

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探讨和分析了造成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与教训。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因素很多,执政党的因素是根本的。苏共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     

巨人正在苏醒--日渐复兴的俄罗斯军工综合体

苏联解体后,受国内经济萧条的影响,俄罗斯的军工综合体纷纷陷入困境。近年来、尤其是在普京上台执政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逐渐走向复兴。最近,“仪器”联邦科学生产中心、“礼炮”莫斯科机械制造企业、红宝石中央设计局和苏霍伊飞机军事工业     

30年代中国的舆论与困境

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是一北一南的双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份大报,因地域、主事者理念、撰稿人阶层和阅读对象的不同,它们呈现出的舆论特征,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舆论走向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公报》地处北方,以平津的专家学者为依托,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精英面相,带有京派的大气、深沉和厚重。《申报》地处上海,以一般绅士和市民阶层为读者,受西方文化熏染,在言说方式和气度方面体现出婉约、精致的海派风范。其中,《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版块是最能体现两家报纸风格特征的代表性版面。将两份版面抽离出来,放到现代中国舆论空间的语境之下,分析他们的作者群、言说内容和话语风格,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舆论面相。     

苏联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

20世纪,苏联为世人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崛起、争霸、危机、改革和解体的历史悲喜剧.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苏联的组建、发展及解体与其实行的独特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在十月革命后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苏联能够成功组建并维持近70年,自有其值得关注的经验,但民族问题长期存在、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也说明,苏联的民族政策存在致命的缺陷.在苏联解体20年之后,重新思考和总结其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对于现存多民族国家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投资移民”寰球凉热

<正>各国投资移民政策并非都在收紧,而是有紧有松。眼下,一些移民中介正借加拿大联邦移民政策的收紧大做文章,试图再度炒热塞浦路斯投资移民这一"滞销产品"。2月11日,加拿大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证实,政府希望在2014年终止联邦投资移民(IIP)和联邦企业家移民(EN)计划。有评论认为,加拿大此举意在"对投资移民说不",更有人言之凿凿称此举意在阻止蜂拥而至的中国富人移民加拿大,因为"中国富豪素质低"、"炒高加拿大房地产"等等。     

论南共联盟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曾经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曾经在国际共运中颇有影响的政党,都已经无可挽回的解体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历史上的民族宿怨,自治制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198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苏东剧变的冲击以及西方大国的插手干涉,等等。此外,执政的南共联盟以及长期担任南斯拉夫最高领导职务的铁托在民族问题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认真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自觉地维护和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九五四年

1月13日吉拉斯辞去南联邦议会主席职务。26日,皮雅杰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 1月16日—17日南共联盟召开六届三中(非常)全会,讨论中央执委吉拉斯在1953年10月11日至1954年1月7日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政治观点(要求实行两党制,成     

一九五八年

1月10日南联邦执委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在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报告。报告说,南在实行工人管理和社会管理以后,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造成了"只有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在南斯拉夫造成的变化才能与之比拟"的变化。"一种新的     

普京的族裔难题

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其他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传统居住的领土。今日俄罗斯人再次表现出这种苗头,这已经与国际舆论探讨多年的二次解体暗合。7月,俄罗斯三大舆论调查机构之一列瓦达中心给出一份调查结果:51%的俄罗斯人不反对车臣脱离俄联邦,只有10%认为应该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车臣独立。遥想两场车臣战争的年代,俄罗斯人对国家与本民族的认同达到苏联解体后的高峰,恐怖袭击带来的切肤之痛,以及经济困顿、社会失序带来的窘迫,都激发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分析

外交安全智库是一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行为体。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是分析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的两个维度。从权力资源的维度看,智库拥有政策供给、理论供给、人才供给、平台供给与舆论供给五种资源;从权力运用的维度看,智库通过影响本国决策、影响他国决策、塑造国际议程三种方式来提升其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安全智库迅猛发展,但中国外交决策需求与智库供给间存在需求—供给差,智库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尚不明显。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根本上要推动研究议程的转型升级,满足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对政策供给和理论供给的需要;推动组织形态和研究方式变革,提升政学交流、人才供给水平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对话平台,提升舆论供给特别是国际舆论供给能力。     

自下而上政策话语模式分析

政策实施需要政策传播,政策传播的前提是政策被理解,政策的可理解性越高,政策传播中的信息衰减越低,传播越准确。政策的话语模式直接影响政策的可理解性和传播效果。自下而上的政策话语模式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可理解性,从而有利于政策的准确传播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中国在非洲话语的构建与传播

<正>最近几年,西方一些媒体不断地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对非洲的帮助歪曲为"新殖民主义",使中国对非洲的正常投资、援助等受到负面舆论干扰。本文拟分析当前非洲的涉华话语现状及中国话语在非洲缺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目前在非涉华话语权由西方主导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     

女权的边界——兼谈儒家传统在婚姻中的影响

目前流行的有关婚姻和女权的话语其实既是女性在选择、进入婚姻前的“大原生家庭”烙印。处于不同亚文化体系下的个体能不能通过个人努力建构出自己的话语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小主流文化框框的限制，进而支撑起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