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救济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探微——兼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得与失

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是保险法上的通例,《社会保险法》第41条、第42条涉及该通例并规定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先行支付制度包括垫付性先行支付和保险性先行支付,也称为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型先行支付和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型先行支付。在社保强制性不足的背景下,     

工伤救济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探微——兼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得与失

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是保险法上的通例,《社会保险法》第41条、第42条涉及该通例并规定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先行支付制度包括垫付性先行支付和保险性先行支付,也称为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型先行支付和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型先行支付。     

论加害给付的救济——兼评《合同法》第122条

《合同法》第122条既是对责任竞合的规定,也是对加害给付的规定。由此,人为将加害给付与责任竞合联系在一起,责任竞合成为加害给付的救济方式。然而,竞合却无法完全解决加害给付产生的损害,如何使损害得到完全填补成为困扰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共同问题。事实上,加害给付的救济困境,尽管与其既具有违约性质又具有侵权性质的特殊性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合同法》第122条将两个方面的问题置于同一法条下导致的。加害给付虽然具有违约与侵权双重特征,但本质上为契约领域的问题,应将之纳入合同法中进行规范。又因其本质虽为契约责任,但产生的损害后果却扩展至侵权领域,因此应兼采侵权的救济方式,其反映的是两种救济手段的融合。另外,本文对契约责任扩张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在契约领域能否给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完善对加害给付的救济。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引起无法解决的损害救济困境,必须对其进行修正。修正之关键在于将责任竞合与加害给付分离。     

行纪中的给付障碍和法律救济——兼论《合同法》相关规则的问题及解决

对应于行纪之三人法律关系,在给付障碍的问题上,亦应当区分三个层面,即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之实行行为层面的给付障碍,行纪人与委托人之间之行纪关系层面的给付障碍,以及行纪人与委托人之间之清算了结关系层面的给付障碍。在第一个层面,需要建立第三人损害清算制度,以此突破法律关系相对性的限制;在第二个层面,适用债法的一般性法律制度,通常为行纪法规制的重点;在第三个层面,需要正确认识行纪人的交付义务与佣金请求权和费用偿还请求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交付义务与佣金请求权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而与费用偿还请求权则不具有关连性。委托人在主张权利方面,必须注意承认拟制和时效方面的限制。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与预防——兼评中国首例合资煤矿僵局

公司僵局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难题,本文以中国首例合资煤矿僵局——山西亚美大宁公司的公司僵局为例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并藉此论述了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和预防措施。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与预防——兼评中国首例合资煤矿僵局

公司僵局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难题，本文以中国首例合资煤矿僵局——山西亚美大宁公司的公司僵局为例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并藉此论述了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和预防措施。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道德危险的法律规制——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是社会弱势群体,其身心发育尚不健全,没有完整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允许未成年人作为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极易引发道德危险,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机制防范此类危险的发生。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从投保人主体调整与同意权行使方式修正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但仍面临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空洞化、未成年人自身作为被保险人防范道德危险的立法旨意落空等问题。总结各个国家与地区有关该问题的学理论争与实务经验,较为可行的解决路径是:禁止非近亲属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只准许未成年人的父母与近亲属监护人投保,同时建立投保人与行使同意权人分离的制度。另外,可以兼采保险金额限制与投保年龄限制作为辅助的道德危险防范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评《WTO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改革研究》

对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制度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现有制度的介绍和阐释,另一类是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提出改进的对策措施和建议。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郭双焦副研究员撰写的专著《WTO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改革研究》一书(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是后一类研究的优秀代表作。该书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法哲学理念,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考察与辨证推理相结合、比较与分析相结合、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包括反倾销法律制度、反补贴法律制度和保障措施法律制度)…     

论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兼谈对我国《海商法》第252～254条的修改

文中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有关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具体规定,力求将二者融会贯通,指出实践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明确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修改意见,试图更加完善我国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     

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行政复议法》评介

《行政复议法》是在《行政复议条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既对近十年来行政复议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完善,也在行政监督与救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突破。与复议条例相比较,行政复议法在四个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行政复议原则更加全面、准确;行政复议范围明显扩大;行政复议程序更加便民。公正、合理;进一步强化行政复议的法律责任。这些进展和突破对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行政诉讼制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先行付款制度之检讨——以航空旅客运输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先行付款制度是作为调整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定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华沙公约体系现代化和一体化的创新因素之一。该制度在国际航空运输立法的新时期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对保护航空旅客运输事故中的受害者权益具有一定的法律作用。但是,该制度制定十多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当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具有软法性质,实则是一个空虚的法律架构,因而有必要对此制度做必要的考量和检讨,以利于我国正确运用和在国内法中加以合理规定。     

论国家赔偿经费的设立、管理与支付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几近陷入被称为“国家不赔法”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赔偿法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法治观念、执法环境等因素。其中,在当初立法时并没有重视,学术研究中也往往被忽视,但却成为国家赔偿法顺利实施梗阻的是赔偿经费问题。修改国家赔偿法,必须对赔偿经费的设立、管理与支付制度作出重新设计。     

关于元代婚姻制度的独特性与进步性的若干思考

元代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存,在婚姻成立的要件与缔结制度中,特别注重婚书的内容与形式的撰写;元代妇女婚姻不仅完全商品化,而且还对悔亲处罚的规定特别严厉。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筹资模式和账户模式制度设计缺陷,资金来源结构错位,保费设计不合理、养老保障水平低,基金流失严重、保值增值能力差等诸多问题.为使农村养老保险走出困境,应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现行农村养老保险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同时应合理构建农村养老保险法律体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     

我国部门货币及其发行的法律规制——兼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部门货币是指非银行部门通过各类储值卡的销售获得的资金。部门货币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广泛存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细则和《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虽然对其进行了部分规范,但还很不完善,我们应当重视部门货币可能引起的金融风险问题。     

计算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标准——美国法上的情形及其对解决“潘蓉案”的启示

被征收不动产的价值是变动的,征收补偿时,必须确定计算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标准。上海"潘蓉案"的重要争点之一就是应以潘蓉房产在何时的价值为补偿标准。美国法典没有对该问题的规定,部分州立法规定了计算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标准。美国法院一般尊重这些成文法,但如果在个案中适用成文法导致明显不公正,会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公平补偿条款对时间标准做出微调。美国法的做法对我们解决"潘蓉案"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征收补偿标准

征收及补偿问题不仅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我国物权法在规定征收及补偿问题时,须考虑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和我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在征收补偿方面存在着国际法规则。投资协定的约束是确定的,而国际习惯法的约束则取决于各国的取舍。我国现行法律实质上未能明确征收补偿标准,而我国对外签署的投资协定则接受了“充分补偿”标准。物权法(草案)中的“合理补偿”标准并不合理。建议物权法在规定征收补偿标准时,以“充分补偿”为原则,以“另依特别规定”为补充。     

疫情防控中的征用补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进行的政府征用面临着疫情过后补偿机制的落实任务。厘定征用补偿机制的适用范围成为首要课题。就规范框架所展开的征用补偿机制而言,需要排除名为征用、实为征收和由征用转化而成的征收,并特殊处理国有资产的征用问题。在可能扩充的范围上,可以考虑名为限制性措施、实为征用和人力、服务等非有形物的征用。同时...     

合同形式欠缺与履行治愈论——兼评《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

随着合同法定形式的本质已从“效力性方式”演变为“保护性方式”,合同的法定形式已具备多重功能,相对应地必须谨慎调和形式强制与形式自由间的冲突关系。我国《合同法》一方面打破形式主义的桎梏而改采同意主义,仅在个别情形基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而实行形式强制;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严格适用形式主义规则所产生的不公平结果,而在该法第36条出现一般性的履行治愈方式欠缺的规则;但是,如何解释该条规定,却是一个历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信赖保护说作为履行治愈的理论基础,并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对其适用予以限制无疑是理性的选择。     

湛江市农村地区社会稳定和治安问题研究

湛江市位于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农村面积大,农业人口多,农村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对全市治安稳定至关重要。湛江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黑恶势力犯罪、涉枪案件、涉毒涉赌、征地拆迁补偿、土地权属纠纷和修路以及民风民俗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精神病人作案和交通事故引发的事件等7方面。影响湛江市农村地区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问题的成因主要有：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积重难返;黑恶势力坐大成势,打击难度大;农村派出所力量薄弱和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群众素质低等。解决湛江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治安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改革,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而当务之急,必须明确维护稳定和治安秩序的责任制,加强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建设,大力开展整治活动,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这样才能使湛江农村地区逐步走向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