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自2003年开展试点以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探索完善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试点中仍存在不少实际困难和问题,制约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本丈将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加以探讨,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期更好的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健康顺利的发展。     

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之思考

随着社区矫正的逐步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未成年犯被适用社区矫正。基于此应考查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不足,以使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能够尽快建立,并逐步推广和完善,使更多的未成年犯能够更好地适用这一新的行刑方式,来矫治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并促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     

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

纵观世界刑法的发展轨迹,刑罚体系呈现出不断向轻缓化方向发展的总趋势。这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刑罚执行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这标志着我国刑罚体系向轻缓化方向的发展又迈进了一大步。由于我国社区矫正执行起步晚,体系建设不健全,因此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立法不健全,执行主体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未成年犯矫正的方式探究

如今未成年人犯罪正呈现"低龄化""暴力化"趋势发展.现代刑罚制度除了要起到依法惩治罪犯,警戒众人,预防他人犯罪的作用,更需重视已经犯了罪的人如何再社会化,预防再犯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是研究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未成年犯"矫正方式,通过阅读文献、请教相关工作人员,结合自身积累的实务经验,设想了完善"未成年犯"矫正工...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一个国家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状况能反映该国家的刑罚制度的文明程度。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处理未成年犯的刑罚制度,在对未成年犯人的刑罚惩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成年犯社区矫作为一种人道、有效、经济的未成年犯罪惩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刑的成本,缓解了监狱拥挤压力,增强了行刑的实际效果,更有利于达到刑罚的真正目的。     

试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

社区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之有效的行刑社会化方式,符合对未成年犯行刑的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国际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应将重点放在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上。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考虑,即树立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理念;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立法;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细化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措施。     

浅谈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与监禁刑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在世界各个国家有着广泛的应用,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阶段。笔者从社区矫正制度的意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着眼,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如何发展与完善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荷兰未成年犯矫正制度与措施

近些年，荷兰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坚持贯彻家庭社区参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司法分流、非监禁刑等理念，形成了未成年犯矫治的独特模式。出于保护理念的刑罚措施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成功矫治，预防其重新违法犯罪。这种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事化处理的方法也是当今国际未成年人司法的一个趋势。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

全国每年新判处的每14—15个罪犯中就有一名是未成年犯,这给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而我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并没有将未成年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矫正群体来对待,这样,既不利于对他们的身心保护,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发展,更不符合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而西方许多国家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因此,本文认为为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及犯罪后能尽快回归社会,我国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及心理、生理特点和法律保护的特殊要求,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尽快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分析

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更新行刑观念、对社区矫正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业的矫正人员、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以及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评估体系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重要举措。     

我国社区矫正缺失法理之基

正在进行试点的社区矫正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憾。目前，从治安效益上、程序运作上、行刑成本上来判断，对非监禁刑的执行仍由公安机关来进行更为有力、有利，更具现实性。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

社区矫正的进行及其效果需要有制度保障。在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中,制度建设极为重要。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包括组织制度建设和工作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建立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官制度和严格规范的社区矫正操作规程制度。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构想

社区矫正的机构构建应当遵循"大本土化"与"小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径来进行;社区矫正的队伍包括社区矫正官、专业矫正人员和志愿者三部分,应立足于我国的现状来培育这支队伍;应该建立科学可行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     

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

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惩罚程度介于监狱监禁和传统的缓刑、假释之间的社区化行刑方式。作为社区矫正罪犯数量增加和社区公共安全保障的妥协产物,具有一定惩罚性的中间制裁主要包括严密的缓刑和假释监督、住宅禁闭与电子监控、军训式矫正中心、日报告中心、返回社区训练所、日罚金和社区服务等类型,以分层控制体系实现保障社区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双重目的。各种制裁措施的适用依据是罪犯的罪行严重程度、矫治和服务需要。中间制裁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社区矫正司法适用问题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首次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写入刑法。刑法规定的社区矫正与我国2003年试点施行以来的社区矫正相比较,在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与对象上存在不同,现行的社区矫正在适用中,还存在管理机构、矫正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协调与规范问题。     

论社区矫正在河北之试行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行刑制度的一种新的尝试,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刑法的宽容精神,河北省作为将要启动的第二批试点省份之一,借鉴其他试点的工作经验,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罪犯回归社会的终极目标,意义重大.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上海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情形下,充分认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构建非监禁刑执行和社区矫正的科学体制、提高社区矫正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实行全程化网络监管机制等方面,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兼论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在于保护和教育,对此,我国目前的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具体操作性不强、执行主体不清、责任主体不明等缺陷,缺乏系统化。而社区矫正恰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应对原有项目加以改进并进行整合,同时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刑事法、构建特别法体系,完善慎逮制度、充分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保护和帮教作用,重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取消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养等。     

Exploring Sex Differences among Sentenced Juvenile Offenders in Australia

Recent research applying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reveals considerable diversity in the self‐reported offending patterns of incarcerated females and suggests that a failure to recognize these patterns will hinder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mechanisms that lead females to serious offending. Using data from a cohort of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this paper extends the earlier research by using LCA to assess sex differences in juvenile criminal offend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female offenders are not a homogenous group with respect to their offending patterns,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symmetr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ffenders, and that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maltreatment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membership in the most serious offending group for both males and female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olicy as well a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highligh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