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爱“民”如“子”台下爱“钱”如“命”

“口口声声为人民，一心一意谋权利”，这是张廷登的“两面人生”在他成为阶下囚后的完整呈现。     

少女之死

启蒙开智教育不能让孩子顺利接受，于是用消耗体能的方式“锻炼”孩子，在“行走学校”，孩子们的“智”与“体”被“懂事”的大人们严重割裂。然而，究竟是谁最终把“德”抛掷脑后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潘石屹在“第二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与律师们的对话

作为一个“中国律师论坛”旗下诞生的平台,“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从今年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各大著名法学院。2005年5月14日—15日,第二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时任全国律协副会长于宁(现为全国律协会长)和彭雪峰分别出席了开幕式与闭幕式并致辞祝贺,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及有关专家、学者与律师都给予热切的关注。本次论坛联办单位北京易和律师事务所以一场被誉为“德比大战”的“易和之夜”将本次论坛推向了高潮,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一致呼吁青年律师要转变思维,提升执业能力。庞中华、潘石屹等名人的到会使本次论坛增添了巨大的明星效应。我们曾经刊发了江平教授的精彩演讲,本期将有关青年律师与潘石屹和庞中华先生的对话、国际司法桥梁的律师和部分青年律师的演讲选登如下,以飨未能与会的各位读者。同时,还需要告诉各位读者的是,“第三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将于明年春暖花开时节走进山城重庆,与西南政法大学结缘。     

藏富于民与藏富于人

10年前的2001年6月14日，沪指上涨到2245点，创出当时的历史新高；10年后的2011年12月13日，沪指再度跌穿2245点，股民们10年来瞎忙活了一场。又到岁末，“控”字当选为中国2011年度汉字。“控”字左边一个“手”，右边一个“空”，不正是象征着我们的股民们两手空空吗？     

“90后”的“江湖”人生

当媒体，专家还在分析研究“80后”的犯罪特点，原因时，“90后”已经以迅猛的速度“上位”。     

首批大学生“村官”将何去何从

2006年上任的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3年合同期将满。3年来，大学生的“村官”路走得如何？3年后，他们将何去何从？3年里，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拿什么拯救中小股东利益？——“潘石屹案”的标本意义

虽然是老朋友，曾经的合作伙伴，但是姚军等人还是将潘石屹告上法庭，理由是，作为大股东的潘石屹，侵害了公司的合法财产，并为此要求潘石屹给予1．05亿元的赔偿。“潘石屹案”的正式受理，标志着中国股东代表诉讼机制的启动。这意味着在与大股东的博弈中，中小股东有了约束大股东的法宝。但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诉讼成本、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困境依旧成为中小股东维权的“拦路虎”。我国法律虽然笼统地规定了股东诉权，但并没有真正赋予股东对董事会的直接诉权，更毋论股东对董事的直接民事求偿权。这正是股东代表诉讼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有专家建言，新修改的《公司法》应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纳入重点。     

“80后”离婚：一对80后离婚车轮战

“80后”的婚姻，在法律专家眼里成了“易碎品”。这样的情形，更多地发生在“贫二代”和“富二代”两个人群中——不同的是，“贫二代”在离异时往往相互“推孩子”，“富二代”在散伙时则忙着“保财产”。     

“被”字句的语体差异考察

“被”字句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及句法结构、语义特征都有差异。用“叫、给、让”来表示被动的句子只能出现在文艺语体中，并且“叫、让”后的宾语不可省略；在“为＋所”构成的“被”字句中，动词既可以是处置动词，也可以是判断动词和心理动词，并且不同类别的动词在“为＋所”“被”字句中的句法表现并不相同。文艺语体中“被”字后以带宾语为常见，而事务语体和科技语体中“被”字后以不出现名词性成分为常态；政论语体中，“被”字句的动词可以是光杆动词。     

“黑人”劫“黑车”最终还是“黑”自己

马正伟、梁臣法经多次预谋，共同准备作案工具、“踩点儿”、制定方案，抢劫“黑车”司机，将司机致死后，抛尸逃匿。2007年10月26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依法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马正伟、梁臣法的上诉，维持原审刑事部分判决，核准梁臣法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马正伟死刑。     

现代性的选择与失落——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阐述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被要求表达新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为此“现实主义”被进一步规范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过程中，“写灵魂”遭到否定，“典型”这一概念被改造。文学的内部因素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异，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思考大大弱化，现代性所要求的“人的生成”被忽略了。     

“官二代”现象暴露的问题

“三十而立，最早的‘80后’到现在已经年近三十岁，已经到了挑担子的时间，在县级组织中作为副科级着重培养，无可厚非。”江苏省一位老团干认为越来越多的“80后”走入政坛，说明干部年轻化趋势在加强。     

政坛“黑马”陆昊

他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中学生党员；他是“文革”后北大经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学生会主席；他35岁时就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他是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长；他就是屡屡刷新“最年轻官员”纪录的陆吴。不做改革的旁观者．1967年，陆昊出生于西安。到了高三，陆吴就显示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书写出人生中的第一个“第一”：18岁入党，成为“文革”后西安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中学生共产党员。1985年，陆昊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5年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的“一二·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他发言指出“改革是艰难的创举，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我们大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或满足于评头品足，而应该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中国人为何讨厌“三”

现实生活中，“小三”、瘪三、张三，都不是好称谓。而在成语中，“三”也倒了霉了，凡“三”和“四”搭配在一起的成语．多是贬义，如“朝三暮四”、“丢三落四”、“三妻四妾”、“推三阻四”等等。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由来

作为一种思想追求，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由来已久，从制度设计层面回溯，1954年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第85条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整部宪法出现“平等”一共有7次。令人扼腕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被无限扩大化、泛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重要的法治追求被抛到脑后，我们的社会也因此遭受重大创伤。     

跨世纪的两代“80后”

李泽厚说：每一代人都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风貌、教养和精神、优点和局限。那么，近代以降，大致可分为“辛亥”、“五四”、“大革命”、“三八式”、“解放”、“文革”这样的六代，本期我们讨论的19世纪的“80后”，正是由这前两代的人所组成，其特点和风貌等等是：“处于封建社会彻底瓦解的前期，他们或来自农村环境或与社会有较多的关系和联系，大都沉浸在忠诚的爱国救亡的思想中，比较朴质认真，但他们又具有较浓的士大夫气息，经常很快就复古倒退，回到封建怀抱中去了。”     

以“德”立校的苏怀林校长

镇坪县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苏怀林，是一位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人物。曾多次获得市县“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高中教育先进工作者”殊荣。2006年荣获安康市“五一劳动奖章”。在他的领导下，学校成为“陕西省文明校园”、“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实验学校”、“安康市体育特色学校’、“安康市高中教育先进单位”。     

年轻人提升缘何频频引起公众关注

世间百态新奇多，是非曲直来评说，今天说说年轻人提升的问题。继27岁的湘潭县副县长徐韬被免职后，湖南末阳“80后”女副市长、广东揭[gN27岁副县长又进入公众视野，受到舆论质疑。他们“神速”升迁，又在舆论的质疑声中“火速”下岗，这些年轻干部的“神奇”经历，尤其是有关地方先回绝质疑、后纠正错误的“非常”行为，给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特别是“破格”任用青年干部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值得反思。     

暴力信仰蔓延比方舟子遇袭更可怕

泼辣椒水、砸铁锤，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日前遭遇不法分子袭击的新闻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有人说，方舟子以“打假”为事业，打死了那么多“蟒蛇”，被“小咬”一口也在情理之中；有人怀疑，最近方舟子出了新书，“被袭”会不会是自我炒作的“苦肉计”；大多数人呼吁，     

对劳务派遣中“三性”及“同工同酬”的几点思考

我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于2013年7月份开始实施，这次的修改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劳务派遣制度。在此修正案中，对一直以来引人疑惑的“三性”含义进行界定；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对“三性”中辅助性、替代性的界定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对“同工同酬”的规定也不能排除实际操作存在的缺陷。针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该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完善，其次是要具体落实连带责任制度，最后还要有良好的监管体制。只有这样劳务派遣制度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施行，劳务派遣员工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