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的主要形式,因其价值理念、内生禀赋、运行特色契合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凸显出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和适用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指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一个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样本及其启示——以涟源市“屋场会”模式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和工作体系，增强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实效。健全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构建人人共享、人人有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涟源市以“屋场会”为载体的群众参与模式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建引领、群众主体、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有益尝试，能为构建充满活力、治理有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启示。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天津市基层协商民主现状与分析——以宝坻区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为例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201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稳步推进基层协商",认为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大量工作主要在基层,建立基层协商民主联动机制能够解决人民群众的切实困难,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指导意见,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协商民主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同时     

“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近年来,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了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活动。"红色网格"是浙江金华市近年来推进党组织嵌入社区网格化管理、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以及提高"基层党建+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探索。具体来讲就是在社区已有的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建模式,不仅有效地激活党员参与社会治理,而且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推进街道社区协商的调查与思考

正街道社区基层协商是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如何结合基层社区的实际贯彻落实好《意见》要求,有效发挥街道社区协商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是我们必须要破解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对河西区街道社区协商工作的实践进行了调查,从明确协商内容、扩大协商参与面、规范协商程序、创新协商平台、强化协商保障等角度,对如何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协商的重要作用加以研究和思考。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基层协商民主: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层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内涵上,基层协商民主就是我国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的各类主体,通过有组织地协商,依法参与基层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实践;在外延上,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域和范围包括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农村协商民主和企事业单位协商民主。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大院社区治理:社区演变模式与治理类型学 ——基于北京市三类大院社区的比较案例研究

大院社区是"单位制"社区的典型代表,并伴随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表现出独有的转型特征和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基于对北京市海淀区大院社区案例的研究,从过程维度、特征维度阐释了大院社区的演变,并运用类型学方法划分出共建型、单位型、自治型、失序型四种大院社区类型,并描述分析了对应的现实案例,最后从构建社区互助文化、促进基层协商自治等方面讨论了治理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加强社区精细化治理 全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直接与群众对接，推动社区精细化治理对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探析

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社区,抓好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是城市工作的重要课题。街道党工委建立居民区事务联席会议制度,在居民区层面统一治理权责,切实推动并形成以居民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协商决策机制和综合治理平台的方法路径及实践过程,为完善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社区治理提供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