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重心是治权

在法治社会,法治的重心就是治权,即必须以法律至上为原则,法律高于权力,权力受法律制约;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建立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权力制约政治、程序性政治以及公开政治,从而使国家权力向良好的目标运作。     

法治精神下的有限警察权分析

法治理论强调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法治精神是警察权控制的理论基础。法治理论的主要精髓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任何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约束,应当通过制定有效的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应当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相互制衡;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保障个人的政治自由,构建有限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法,自由裁量权应受到限制。在法治精神下,警察权的设置应遵循有限的控权原则;警察权的运行应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应遵循有限性的原则。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反腐败的法治思考

腐败问题牵涉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真正更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的措施在于法治.本文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反腐倡廉法律体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三方面来阐述法治反腐.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言说

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期待.从法律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性质以及和谐社会的特征等方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制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表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从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法治——实现宪政的基石

法治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实施为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是宪政的基石.这是因为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础原则之一;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而法治正是其集中体现;法治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手段;法治观念的养成是宪政实现的精神条件.     

和谐社会下的行政法治思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政府要发挥其主导作用要规范其权力的运行,必须依法行政。只有建设法制完善、执法严格、廉洁高效、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     

试析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基于东西方对比的视角

近代西方法治的生成基于政治生活的集团多元主义，信仰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自然法，而缺乏这些要素的东方社会没有成长起近代法治。支撑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崇法精神和民主政治。构建我国法治社会的基础应该从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确保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及司法独立三个方面入手。     

合理约束执政党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正>从政党与国家关系的视角来看,如何约束执政党权力是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在此,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指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法治理念的逐渐养成、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要依托法治实践。因而,在实践上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为完善法律制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践素材,为涵养法治精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空间和土壤。基于权力特征的普遍性,可以从整体上对上述关键问题进行探     

法与法律概念之逻辑分析

分析法与法律概念 ,在理论上有利于对其他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在实践上有利于避免法与现实生活的相脱离 ,从而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法学教育与法治启蒙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推行法治不仅要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法治启蒙。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却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制约了法治秩序的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度的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形成。     

领导干部法律意识与法律实施

在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保证法律贯彻实施的关键,是从根本上破除领导干部中的"人治"思想,增强其法律意识,提高其法律素质。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法治的重要性,严格把好使用干部关,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健全执法责任制,真正把法律的贯彻实施落到实处。     

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问题的实质涉及法哲学中一对基本价值———正义与安全———的二律背反。本文认为 ,在此问题上 ,法官透过当事人的表面行为探究其内心真意的做法是必要和合理的 ,即个别正义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优先性。在规避外国法行为效力的问题上 ,通过对法律规避行为的本质 ,其与公共秩序保留的关系及一些实际操作中具体问题的分析 ,得出结论 ,规避外国法和规避国内法的行为一样构成法律规避 ,应受法律规制。     

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法解释学进路

规范执法既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吁求。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要强调以法律为自洽的范畴，在实定法范畴内达成规范执法，即以现行法律为执法的唯一和最高标准，以法律解释技术为桥梁，沟通事实与法律，以实现统一的执法程式和执法尺度，促成执法的确定性、规范化。     

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

知识产权法有促进竞争的一面,但与竞争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竞争法对知识产权具有“抑”与“扬”的双重功效,既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在协调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时,竞争法应对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予以豁免,对不正当行为予以约束。     

习惯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

作为人类最早出现、历史最为悠久的法,习惯法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的广大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中华法系内容的丰富、对中华法系成果的传播、中华法系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助于拓宽法学研究领域、解决目前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正确对待现代化发展中的固有法文化。     

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应然目标,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联系,它需要通过特定的具体方式来加以实现。文章论述了依法执政确立的历史根据,阐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实现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     

经济法与经济法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标志着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30年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质变的30年,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从无到有、迈出了第一步的30年,而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层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中国经济法及经济法治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所谓"三十而立",于此历史性时刻,回顾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治的历程,其意义不言而喻。本刊特在2008年末期刊登中国当代经济法学家史际春教授的一篇访谈录,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完善警察执法法律保障--中外警察执法保障法律比较

加强警察执法保障、减少警察公务伤亡历来是世界各国警界致力探究的课题,而其中保障立法完善和执法有力又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对我国警察执法法律保障的现状分析及其与外国警察法律的比较研究,可为推动我国警察执法保障的立法完备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