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是一切权威(或权力)赖以维持和有效运作的前提。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则是权威取得和维系合法性的依据。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作为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赋予联合国的一项重要权力,其合法性的取得和维持同样离不开自身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主要依据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对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的合法性及其基础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原因作了客观的表述和分析。     

试析日本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立场

人道主义干涉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反映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方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促进人权的行动,另一方面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划清界限。日本国内针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日本政府的选择和日本国内的争论,都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国际秩序转型的适应和对自身国际角色的思考。     

联合国与战后国际机制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维护和加强这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而且应该运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和金融机制,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为原则的国际人权机制,重视各种区域与跨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大国协调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机制。中国应该进一步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并推动完善国际机制,保护和发展自己。同时,改革现有国际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提高国际机制创新能力、制订重要议程能力和拿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运作前提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直接关系着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解决矛盾,避免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对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现实框架产生冲击,对人权国际保护机制运行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进行界定与规范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距离核心劳工标准有多远

“核心劳工标准”是经合组织(OECD)精心选择的,已经被国际劳工组织确认的,不论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如何,为保护工作中的人权而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劳工公约。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人权保护整体,是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而采取的其他一切措施的前提条件。这些权利也包含在联合国的一些文件中。这些标准包括: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废除强迫劳动、就业无歧视和消除     

作为国际法规范的“保护的责任”——以国际法渊源为基准

在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下,"保护的责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正进入国际社会成员针对集体行动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个新理念是否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规范则尚存争议。按照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保护的责任"在法律效力、规范认同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缺陷。但是,依据国际法渊源的理论,"保护的责任"原则可以从人权公约中找到其法律效力来源,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等国际法文件;此外,由于"保护的责任"已经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的审议,并且在重大国际决策中成为各个国家绕不开的议题,因此可以说,"保护的责任"包含在正处于发展中的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中。总之,"保护的责任"是一种国际政治话语策略,而不是一个无法律效力的、空洞的政治修辞。     

以史为镜 推动国际体系成功转型

<正>在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从指导思想、组织机制和案例实践等方面研究"国际体系转型"再次成为政界和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就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要研究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条件和困难,而且要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战略规划和体制机制设计。七十年的合理和进步因素需要不断巩固和发扬。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二战后国际体     

亚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构建探究

目前,亚洲地区尚无符合其实际发展的人权保护机制,而近几年亚洲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就使得其人权保护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可以说,在当今亚洲有很多人权问题需要处理和解决,而亚洲却仍未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亚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展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能够为亚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建议。亚洲现有人权机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在亚洲未来人权机制建设模式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欧洲、非洲和美洲区域人权机制的经验和缺陷,创建和完善亚洲区域人权机制的路径和方法。     

从多元主义走向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文森特国际社会理论简析

约翰·文森特是世所公认的英国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在布尔所构建的国际社会的框架里,研究了国际社会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不干涉与人权问题。文森特通过这两大主题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国际社会行为体、国家合法性、正义与秩序、主权与人权及人道主义干涉等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国际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布尔多元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基础上,文森特发展了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具有鲜明的特色。     

联合国、人权与东亚——兼论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权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变得非常突出。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人权观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如何处理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这对现阶段无法回避的矛盾。这里所谈的文化多样性除包含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模式和法律制度等因素外,还应包括特定的时代和经济发展阶段给一国的文化发展所     

中国民间力量自信亮相联合国——中国民间组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轮对华国别审查侧记

2013年10月21—25日,莱蒙湖畔,金秋时节。坐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内别有一番景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UPR）开始对中国进行第二轮人权审查,距首次审查已间隔四年。各国代表络绎不绝,气氛热烈,国际社会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这是2013年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多边活动,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历史回顾 回顾建国50年的历史,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实践是一个逐步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在50、6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被隔离于这个机制之外的。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这一机制。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进入90     

南苏丹局势走向及其影响

<正>2013年岁末,当圣诞和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刚刚建国不到两年半、曾经充满希望的世界最年轻国家南苏丹却重新陷入战火之中。迄今近两个月的战乱已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部族间的杀戮和战事已导致数千人死亡,被迫逃离家园的流离失所人数目前已超过20万,其中有7.5万人在联合国的营地中寻求安全庇护。据联合国网站报道,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西蒙诺维奇在2014年1月20日结束对南苏丹的四天考察访问时表示,冲突使南苏丹陷入了人道和人权的双重危机,一个月     

美国与冷战后的“新干涉主义”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外干涉,发源于美国文化传统中“美国例外论”所产生的强烈使命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传统。冷战后美国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且干涉的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以“人道主义”为由利用联合国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由于借助联合国的名义,美国的干涉行动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美国所拥有的巨大军事实力又是其他国家难以抵挡的。因此,“新干涉主义”对主权原则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

"保护的责任"是国际社会处理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最新进展,是保护人权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和酝酿时期、逐步进入政治议程并被确认的阶段、就如何实施进行大辩论的时期和进行实施并产生重大分歧阶段。"保护的责任"在实施中面临很多问题,主要包括:日趋缩小并被严格限定的适用范围,关于如何行动的不同提法,国际社会的不同立场,以及如何处理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对"保护的责任"所持的立场在国际社会备受瞩目。在"保护的责任"的酝酿阶段,中国就参与了对这一新概念的讨论。在此后的不同阶段,中国都基于自己的外交理念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困境、出路和参与策略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对国际安全和人道主义构成重大挑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仍然面临概念不清、政治障碍、军事诱惑及问责困难等诸多问题,难以实质性推进。基于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概念、原则和机制的分析,国际社会宜从现有国际法和军控体系出发,以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机制为主导,厘清主要概念,遵守明确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健全相关机制,推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稳步前行。中国需重视参与和推动这一议题的探讨,提升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谈判中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好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受挫的相关准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人工智能发展进程。     

历史演变中的主权与人权：矛盾、交叉与重合

主权和人权这两个概念都是在西方产生的。在很长的时期内,这两个概念都是平行发展的。人权思想和主权思想获得重大发展的时间段基本上是重合的。在这两个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内容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交叉和重合的部分。矛盾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一是原始意义上的人权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二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人权保护对国家主权造成了很大冲击。交叉的部分主要体现在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人权学说为武器,进行夺取国家主权的斗争。重合的部分主要指二战后主权与人权的内涵在某些方面基本相同。     

关于人权的思考

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内保护的辩证关系,说明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凸现的理论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问题的解决须找到两者间的一个平衡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在人权观念和实践上的差异有深刻原因,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强权政治.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迷误、在人权对话或斗争中争取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