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协商民主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基于地理、文化、习俗和民族心理存在明显差异的多元政治整合和社会参与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在自治制度和条例完善、"公共"与"自治"关系、公共过程与多元参与关系方面的问题,阐述协商民主在公共治理上的作用;深入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中的公共机关行使自治权问题、民族事务的公共性问题和少数民族参与的社会性问题,提出拓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原则、以协商民主促进民族事务公共化和社会化的解决思路。     

政策网络研究——治理的视角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种模式:垂直科层治理模式,多元的市场模式和水平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政策网络具有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它透过全球化、分权化等治理路径,整合政策资源分散且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机构、团体、公私组织形成一个博弈的政策网络。这种多元核心互动的水平网络治理结构正在成为治理的新典范。     

治理理论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新模式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治理理论强调了多元参与和自组织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的转型期,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型模式。既保留政府主导的因素,又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浅析

关于我国地方治理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上的。治理理论要求多元参与和自组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境使得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治理型模式。既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以达到善治的目标。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国内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文章以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增权等理论为基础,立足社区治理建设中的公共参与领域,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不同经验,试图发现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还将结合在南京的调查,总结南京的做法和经验,分析目前国内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提出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平台,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重要一极。西方国家先后兴起的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志愿失灵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与第三方治理理论等,从理论层面证实了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美英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的现实呈现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良性互动、共生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法律、政策与经济的支持。这些历史与现实经验对当前中国社区多元合作共治的理想模式追求、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及其机理研究——以湖北平村为个案

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以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社会参与下的新市民社区治理探析——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伴随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求。要实现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新市民社区,即因被征地、生态移民、地址灾害等原因被政府安置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运转的。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等,让新市民在城市适应上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相比城市社区而言有很大差距。文章通过对龙泉驿区新市民社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深度调研,并结合国内外社会参与的理论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原因,为新市民社区的治理提出对策性的思考和建议。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以成都市成华区双水辗街道为例

社区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到省、市及城镇、社区的工作效率。成都市双水碾街道社区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积极开展社会治理,但是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街道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应完善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提升政府、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重视社会组织和管理人才培养,结合科技加强社区信息化建设。     

社会资本视角下点播影院治安治理探析

点播影院规范化发展需要在健全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信任心理基础上,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因而符合社会资本经典定义。通过分析点播影院治安治理中社会资本流失原因,进而以社会资本传统分析框架为指引,构建健全社会规范指引下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并发展主体间信任与合作关系,以期统筹、整合、调动可能的资源,全方位、多手段保障点播影院规范化发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从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共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社会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多主体参与治理,需要行政法治作为依据和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路径。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重视行政法治思维和坚持职权全面法定原则。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在行政法治理念指引下完成,并以其所需的各类有效机制事先形成作为法治保障。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整合、协调、回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及其功能探究

以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多元主体合作主动、平衡制约的民主机制理论。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服务现实，力图实现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在整合各治理主体效力、协调机制与体制的关系、回馈治理主体良性发展的“整合、协调、回馈”——“三位一体”机制功能。而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功能还将分别衍生出“给力、协力、返力”效应，且“功能”和“效应”的各自三个元素分别发挥联系、递进和互补的作用，形成一个系统有机的联系体。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