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监管到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突破——基于网络分析的视角

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主要缘自因监管体制不完善而导致的政府监管不力。现行"九龙治水"的分段监管模式和"一龙治水"的大部制模式本质上具有结构相似性。鉴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性,其解决的关键在于对现行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体制的突破。而实现这种突破的根本途径在于调整政府相关职能,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重视客体导向原则在食品安全关系调整中的作用,确定基于各方利益协调的食品安全目标,进而实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转变,建立基于网络治理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与传统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相比,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更多特殊性和复杂性,仅靠政府作为单一监管主体的模式很难实现全方位和全过程的有效监管。治理理论强调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来共同解决问题,为当前我国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更广泛的思路。通过政府、网络外卖平台、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商和合作,能够弥补政府监管能力的不足,充分利用各方优势与资源,提高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

我国食品监管面临着政府食品监管部门的自利性、法治的不健全、消费者的理性无知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理念，以政府责任和服务精神为中心，消除食品安全多头监管模式的弊端，提升监管主体的检测能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的全民参与体系。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完善之路径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难题.多种因素影响,导致监管措施不力,困扰着食品安全监管效能的发挥.对此,应当不断补充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整合及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有自主性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同时,加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和安全预警体系,规范监管者的行政问责制,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构建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监管与行业协会、企业自律结合共同保障我国食品安全,日趋形成科学的监管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监管体制研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多头监管体制。这种看似"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监管模式,由于职权配置不合理、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等原因,实践中导致职权交叉重复和出现大量的监管真空。这种监管体制已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频发的元凶。如果强行将之前形成的多部门监管体制全部推倒重建为单一部门监管体制,可以避免分段监管的诸多弊端,但势必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利益的冲突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重构,改革将面临重重阻力并因此付出巨大成本。因此,与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相适应,减少现有监管部门,建立以"两部门监管为主,其他部门监管为辅,并以刚性协调部门相配合"的监管模式,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应作为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方向。     

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逻辑与绩效评估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阶段:合作探索期、合作形成期、合作快速发展期与合作战略深化期。发展历程呈现出三种演进逻辑:从机构林立到机构优化,从制度供给不足到趋于完善,从散、孤、小到大数据治理。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绩效的探索性评估发现,食品安全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未来还应从积极推进大监管,塑造合作型公共行政文化,放权与能力建设双管齐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等方面着力,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有效运转。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第三方力量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稳定的重大公共民生问题。食品安全监管任重道远,但只要充分推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社会民众等第三方力量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社会民众等第三方力量积极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就一定能够迎来中国食品安全的春天。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

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社会资本不足成为制约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形成的重要原因。食品安全治理领域存在着社会普遍信任匮乏、互惠规范不足、社会关系和参与网络不健全的现实困境。重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资本,培育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要素。重塑和提升社会信任,发展社会共治多元主体,促进互惠规范合作,健全共治参与平台网络,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必然的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到了21世纪,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食品生产的工业化和新技术的采用,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的突发性事件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俨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民生问题。食品安全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全面、系统和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头等重要的。在我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1年颁发的《刑法修正案(八)》让食品安全监管走向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自2012年以来,食品安全再次成为年度"重灾区"——从"红牛添加门"到"雅培奶粉的酪蛋白疑云",从"又见地沟油"到"老酸奶还是老皮鞋",从"酒鬼酒塑化剂"到"速成鸡和快大鸭"。步步紧逼的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着实做了很多工作,为何却收效甚微?本刊设立"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专题,几位作者在法学视野下对食品安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讨论,包括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的缺陷、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食品安全问题、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加强食品安全的地方立法、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等,以飨读者。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新论——基于风险治理角度的探讨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是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而形成的方向性、总体性制度设计,是从食品安全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监督管理模型、方式的总称。我国应当考虑构建＂以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推动由单向监管向协同治理转变,实现政府、社会、公民三个主体整体治理;推动由事后处置向预防为主转变,实现源头、过程、结果三个方面整体控制;推动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实现执法、司法、守法三个层次整体加强。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充分履职,又先行试点,积极稳妥地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     

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及其防治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非结构性等特质,因此,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强调统一性、协调性与整体性。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处于不断变革调整中,监管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碎片化"样态,成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渊薮。这种现实样态,表现为责任理念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碎片化、监管主体的碎片化、体制改革的碎片化等。从这种样态形成的内在机理看,合作精神的缺失、监管路径依赖、软预算约束,以及官僚体制的封闭性等因素,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的再生产。防治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需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从推进责任理念的修正与培育、监管主体的调适与整合、监管机制的再造与运用、治理结构的优化与重塑等方面下功夫,以落实食品安全的善治目标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政治图景。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思考

食品安全监管可分为强制性监管与激励性监管.要改进食品安全强制性监管机制的绩效,就必须建立起以结果监管为主、行为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而且一旦出现食品质量问题的完美信号,就应当据此对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施加严厉的惩罚.基于逆向选择理论的基本立场,要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绩效,还要积极采用各种激励性监管方式,让提供不同质量食品的企业自愿向消费者发送出不同的信号,形成食品交易市场上的分离均衡.     

郑州市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郑州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做了不少扎实有效的工作,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及食品监管体制、政策等方面的情况限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改革创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二是提升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执行水平;三是组建行业联盟,充分发挥其规范引导作用;四是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新的公共秩序;五是用政策做杠杆,提升食品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误区与突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更安全食品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我国当前存在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几大认识误区,如认为食品行业小散乱是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分段监管体制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痼疾所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在于加强市场准入等.实际上,缺乏风险管理的意识,对食品风险的传递链条认识不足,没有将食品安全的责任传递给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一方以及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监管力量才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深层次问题所在.要突破困境,必须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能力,强化企业责任;组建中央垂直管理的风险评估机构;形成互补式监管网络以及调动社会力量分担食品监管责任.     

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主体的责任体系

完备的责任体系是促使行政监管主体在食品安全问题治理过程中发挥最大职能功效的重要条件。民主政治之下的政治责任、法治政府之下的法律责任、公共行政之下的道德责任的有机融合和相互支撑，构成了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主体责任体系的基本架构。我国现有法律对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主体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规范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并适时推进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主体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法治化构建，是构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主体责任体系的应然选择。     

构建食品安全监管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

在食品安全市场,信息缺失是消费者与政府共同的难题.基于我国监督资源的有限性、监管手段的软弱性以及风险监测的微观性和滞后性,构建预测性的食品安全监管风险评估体系可以提高以抽查作为监管主要方式的现行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同时,基于食品安全监管风险评估的特点与难点,构建食品安全监管风险评估体系必须确立以食品企业作为主要的评估对象,重视整体性的评估框架搭建,致力于指标体系设计.     

论食品安全犯罪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监管不力,监管不力的症结在于对监管主体缺乏有效监督和责任追究,从而致使食品生产、经营者变本加厉地坑害消费者。因此,改变这种责权相分离的监管状态,应重新划定政府监管部门的规则边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促使其履行自己应有的监管职责,真正发挥其在整个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解决监管不力、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也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体现和当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刍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以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为切入点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源头上决定了一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效。透过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实权化"态势,分析其性质定位、职责权限以及实权化的法律依据,反观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相关问题,尝试为我国饱受诟病的食品安全监管现状探索可能的途径。     

回应性监管理论视野下智能投资顾问的监管

近年来对智能投资顾问的监管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智能投资顾问遵循传统的监管模式,即政府的强制性监管、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这些监管模式不能适应智能投资顾问的智能化发展,并且政府监管部门把控着监管权,其他社会主体处于监管的附属地位,不能承担与政府监管部门平等合作的监管主体责任。在回应性监管理论视角下,针对智能投资顾问监管存在的问题,通过监管权力的合理社会化实现企业的自我监管、部分监管、第三方监管和多主体平等合作监管,从而构筑起智能投资顾问的监管体系,实现智能投资顾问的风险控制和创新发展的平衡。     

完善食品安全体系 创建食品安全城市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创建食品安全城市，是济南市在食品安全领域“加快科学发展，建设美丽泉城”的重要体现。面对济南市食品安全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要制定长远规划，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形成覆盖全过程的监管机制；加强食品安全立法，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体制；落实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构建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体系；完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