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障碍及讯问对策

在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心理规律的支配,会产生一系列不利于其如实供述的心理障碍,其中最常见的有畏罪心理、侥幸心理、对立心理和悲观心理。侦查人员应根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各阶段出现的供述心理障碍,有的放矢采取讯问策略和方法,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焦虑心理体验研究

焦虑是人的一种具体心理体验,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过程中基于焦虑往往会作出有罪供述。和供述动机、供述原因不同,焦虑是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体验。犯罪嫌疑人基于焦虑作出的有罪供述是其理性的行为选择。为了促使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侦查人员在设计讯问策略和讯问方法时应当重视犯罪嫌疑人的焦虑体验。在具体方法的选择过程中,应该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原则。     

态度改变理论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

侦查讯问工作的重点是促使犯罪嫌疑人改变拒供态度,形成良好的供述态度,使不愿供述的犯罪嫌疑人态度发生改变,作出供述,从而获取口供。研究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改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态度改变理论为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态度改变理论,说服教育的讯问方法从侦查讯问人员自身素质、说服的方式和犯罪嫌疑人的个体特征三方面促使犯罪嫌疑人改变拒供态度,形成良好的供述态度,最终作出自愿供述。     

犯罪嫌疑人供述临界心理的形成与转化

在刑事案件讯问中.准确理解犯罪嫌疑人"供述临界心理"的形成机制和转化机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需要和外在刺激相瓦作用及供述能量守恒的规律,针对性的采取讯问策略,将言语表达和非言语表达法的特殊作用相互结合,转化犯罪嫌疑人"供述临界心理",达到讯问目的.     

虚假供述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的人权保障问题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深入的讨论,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在讯问活动中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造成虚假供述的原因是有罪推定、心理强制、讯问时空和刑事政策.防范虚假供述的措施是：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彻底贯彻律师的在场辩护权;恰当使用讯问策略,科学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知结构的改变.     

刑事侦查中所涉人员记忆之可信度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被害人的陈述内容、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通过研究发现,被害人陈述的记忆可信度较高,证人证言的记忆可信度一般,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记忆可信度则分情况而定.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心理及运用初探

悔罪心理是促进犯罪嫌疑人供述最积极的心理因素,是由犯罪嫌疑人自身的悔罪因素和外在讯问人员适时的刺激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在讯问实践中,侦查人员应积极运用心理学的动机产生原理,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情感感化、说服教育的引导的心理策略,激发、强化悔罪心理,同时注意识别虚伪、错误的供述.讯问人员的自身素质对供述行为也会产生影响.     

试论庭审前供述的证据作用

庭前供述不仅仅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还应当包括被告人在被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前所作的有罪供述.对于庭前供述与庭审辩解的内容何者更为真实,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当前庭审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采用多种方式保障庭前供述的证据作用.     

浅论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的培植

培植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 ,首先应当掌握犯罪嫌疑人拒供的心理因素 ,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需要 ,把握犯罪嫌疑人的气质类型和个性特征 ,然后设法减轻、消除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 ,充分利用证据 ,使犯罪嫌疑人正确权衡利弊 ,运用情感注入的方法 ,促其产生悔罪心理 ,从而使其作出供述的行为     

简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补强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往往被视为“有罪之最佳证据”,如果该供述出自任意,则易被当作可靠的证据采用,但是,供述即使是合法取得的,并且出于任意,也有虚拟的可能,因此,对于未排除的供述,可靠民为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供述的补强规则,是适用于供述的一项证据规则。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的思考与构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一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随着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对供述证据能力的限制成为必要。本文对供述排除规则的四种不同理论学说作一述评,进而对我国有关供述排除规则的方法规定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完善的构想。     

讯问客体语言的听解

讯问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语言的听解有着重要的作用。讯问时,讯问人员要认真听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细致地识别其有声语言、类语言和无声语言。     

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关系之再厘定——基于对既有区分方法论的审思和司法存在论的回应

包容关系论、交叉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的方法论,不能为司法实务将自首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自首与认罪认罚混同裁量的存在论提供理论支撑。立足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范文本、"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文义基础和司法存在论(如何存在),将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界定为两个并列、双向选择关系,既可以减少事关两者关系的理论之争,也可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前者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内容与"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功能的并列。后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人民法院双方主体的选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前后自由地选择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是在程序启动后,增加了认罚的内容。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同程序阶段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效用做出减轻或从轻处罚的评价。     

反讯问手法及其对策

讯问工作是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进行的侦查活动，具有直接对抗性。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通常会使用反讯问手法阻碍讯问工作，妨碍查明案件事实，甚至导致讯问工作陷入僵局。反讯问手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切断言语信息交流渠道、传递虚假信息、传递部分信息和公然采取暴力动作进行抵抗。讯问人员要熟悉各种反讯问手法，以掌握的案件事实和有力证据为基础，利用犯罪嫌疑人反讯问供述中的矛盾和弱点，采取适当的对策，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罪行。     

讯问客体语言的听解

讯问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语言的听解有着重要的作用。讯问时，讯问人员要认真听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细致地识别其有声语言、类语言和无声语言。     

犯罪嫌疑人供述悖论的法经济学分析

努力规避惩罚的理性人,在明知真实陈述带来相应刑罚后果的情形下的供述似乎是＂非理性的＂,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然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利害权衡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体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行动意志,故其与理性人的假设并无内在矛盾。嫌疑人供述悖论的理性选择,可从具有商品属性的物质受益与不具有商品属性的精神收益两个不同视角来分析。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嫌疑人的供述悖论主要体现一种囚徒困境,在单独作案的案件中则体现为一种自证其罪。     

口供的证明效力与补强

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具有真实性、自愿性.口供可划分为庭外供述和庭上供述,就审判阶段而言,庭外供述必须转化为庭上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即使同案被告人口供一致,仍需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犯罪嫌疑人模糊供述的对策研究

当代侦查学理论界对模糊供述的概念不是很多，通行的观点是指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及相关问题不明确、不正确的供述。模糊供述主要分为蓄意与记忆流失型模糊供述，并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解决模糊供述的主要对策，首先要正确区分模糊供述的类型，对讯问结果理性分析，然后将讯问与其他侦查措施密切配合，并充分利用刑事科学技术，最后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反馈相结合。     

对症心理需要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

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使侦查讯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侦查讯问人员只能以提升合法手段获取供述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自愿供述为讯问出发点。而侦查讯问实践中积累的许多巧妙运用讯问策略方法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实战经验,恰恰可以为提升获取自愿供述能力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