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 合作 领导——中共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共的关系经历了排斥、合作到领导的演变过程。排斥源于两党革命行动纲领在理论与主张上的差异,表现在两党对中国革命动力,革命政权建设理论,土地革命策略手段等问题认识和实践上的不同。合作与领导则取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变更,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成熟和农工民主党对中共认识的深化。在风雷激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随着农工民主党对中共认识的不断深化,政治的不断认同,行动的不断靠拢,最终两党形成了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亲密友党关系。     

试论1927-1935年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党对对方的基本态度

192 7- 1935年 ,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自身的原因 ,两党都没正确地认识对方 ,对中国革命及两党自身的发展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这也为我们今天中共在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解放前后民主党派的政治定位问题

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各民主党派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然而在11月6日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除中共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1948年元旦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承认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是民主党派。3月15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提出了成立中国中央政府和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设想。4月20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认为反对国民党集团的中国各在野政党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共提出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后来又以“五一口号”划线,对什么是民主党派作了明确规定。建国前夕,中共原计划只保留民革、民盟、民建三个民主党派。直到1950年3月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后,不仅保留了民革、民盟、民建．还保留了民进、中国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由此形成在中共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共同参政、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解放前后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定位,实际上是对国内外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作出的判断和对策,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瞿秋白关于中共早期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及其意义

在中共早期大多数领袖忙于注重实际革命斗争时 ,瞿秋白由于自身的经历以及关于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修养 ,对党内民主建设的缺位有着深切的感受 ,因此较早撰文对中共自身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进行论述 ,特别是对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首倡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其思想为中共早期党内民主建设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不仅如此 ,他还将党内民主建设思想贯彻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 ,体现了极强的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他还极其重视建章立制 ,通过发布中共中央通告 ,落实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思想。这些对党的七大能够提出比较完整意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党趋同现象的历史缘起考察(新民主主义时期)

政党趋同是当代中国政党关系与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所衍生的问题。它是一系列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各民主党派成立时在阶级基础、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先天相似性是导致这种趋同的历史基因。国共两大党对于民主党派的不同政策决定着这种趋同的发展方向。中共"五一口号"的发布以及各民主党派对于口号的积极响应,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关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使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趋同从"具有可能性"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新政协运动的开展及其成果《共同纲领》的颁布,正式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框架,以此奠定和强化了我国政党趋同的政治基础。     

谱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正>中国、老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山同脉、水同源，自古以来亲仁善邻，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与合作。202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以来，老挝延续了稳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老两党两国关系继续高位运行，步入历史最好时期，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五一口号”发布对于多党合作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的重大修改推动了多党合作的历史进程。“五一口号”的发布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对于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事业具有方向性和奠基性意义。在中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必然性。     

中共与民盟“君子协定”的由来及启示

中共与民盟的"君子协定"在中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目前对"君子协定"的认定有不少版本,包括时间、对象、时效等均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还原历史,澄清认识是必要的。中共与民盟的"君子协定"订立是在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并在政协会议期间不断丰富完善并得到了双方忠实的贯彻执行,并使以民盟为代表的中国民主党派逐渐在政治上认同中共的领导地位,直到自愿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析民主党派章程的历史沿革

民主党派章程是民主党派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和自身建设的缩影。根据民主党派工作章程内容、形式、结构的发展变化,民主党派自身的发展演变,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其沿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初期探索和起步阶段、迅速发展和定型阶段、出现曲折和停滞阶段、复兴和持续发展阶段。     

对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成员素质,是民主党派不能忽视的一项基本工作,必须从战略和时代高度深化对民主党派自身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工作中应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中共的领导、帮助和支持与民主党派自身努力的关系;二是继承优良传统与创新发展的关系;三是近期建设与长远建设的关系.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应虚实结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坚持多党合作制度 为全面振兴中华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作为在野党、反对党同帝国主义、封建独裁统治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但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的政治影响力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在军事、经济上与中共相比,中共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列,理所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为了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共就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西柏坡时期党外人士对中共领导及道路认同研究

西柏坡时期,中共适应形势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的目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和爱戴,他们通过实践认识到,只有在中共的领导下,走中共提出的道路,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认同中共的道路,并且真心真意跟党走,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当今,时代条件、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努力奋斗,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武汉抗战前后国共两党的竞争与合作

武汉抗战时期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最好的时期。以武汉抗战为分水岭,国共两党关系经历了从对立走向合作、合作御侮、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基本阶段。武汉抗战以后,双方在意识形态、政策策略、组织建设、党员吸纳、党政军体制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竞争。竞争带来的两党力量对比变化为后抗战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推进中国共产党由领导党为主到执政党为主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由革命党到领导党的转变,这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就很难改变执政党迈向法治化,也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所以,我们提出中共应当自觉推动实现本党由主要是领导党向主要是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与党自身提出的由以政策为主转向以法律为主、由人治转向法治的进程是相适应的。提出中共由领导党为主到执政党为主,主要是基于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掌握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目前仅仅局限于本党内部的控制约束还不够。再者提出这一目标,也是为了改变现实生活中日益严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演化出来的情况复杂、派系众多的军事政治集团,中共与这些派系的关系是国共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时期表现不同,因而中共的统战政策也随之有所变化。对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研究或许对目前的台湾问题有所启示。     

潘汉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的胜利与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之际再度携手、实行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密切相关。潘汉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舞台上首唱主角,是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前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最高领导人。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作为中共与国民党的联系代表,积极奔走于京沪之间,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后,他又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的谈判,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潘汉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 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20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的党派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围绕全民族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派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的党派关系虽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研究它应该观照现实,现实是在历史积淀基础之上的延续.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因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既要依靠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要汲取历史经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及其特点,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方针、策略、主要做法和历史经验,以及对当代政党关系发展的现实启示.     

试析何孟雄在中共早期历史中的重要贡献

何孟雄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共早期历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第一批信仰马列的人,参与了中共早期党组织创建,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他领导过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开创江苏农民运动新局面,较早地阐发了农民游击战争思想,与中共早期＂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在狱中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     

建国后民主党派的重要历史转折

建国后民主党派经历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本文通过探讨建国后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前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经历的重要历史转折,阐述我国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团结亲密合作,与新中国一道前进和进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