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及制度内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其理论渊源来自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借鉴了政治学对西方传统"民主"的反思与批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民本等思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内涵强调政治秩序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中西方探讨"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推动民主进程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与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成正比。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重要论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回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热切愿望。     

和谐视野下当代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

有效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以主人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维护自身权利是与我国的政治制度设计相契合的。但是，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由于运行机制不畅和公民个体意识滞后，影响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认知程度，进而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实践转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正义观

政治的正义性决定了法和国家的合法性。西方古典政治正义观是形而上的以"君主"为视角的抽象正义观,追求臣民服从国家制度、实现君主统治的目标。近代启蒙思想家基于理性主义的原则,以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为视角,借助设想的自然状态和主观假设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以资产阶级"人民"为视角、资产阶级人民主权为内容、实现资产阶级正义的政治正义观。马克思在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正义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和社会关系出发,创立了以无产阶级"人民"为视角、无产阶级人民主权为内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践转向"的政治正义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转向"的政治正义观实现了从"人是制度的规定"向"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的转向,在实践层面解决了国家和法的合法问题。     

从公民社会视角看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民社会"概念在词源上来自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最先由西塞罗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历程相伴随,西方学者对于其内涵的理解和界定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三次大的分离,分别是以商业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现为标志的公民社会同野蛮社会的分离,以代议制政治的形成为标志的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和当代西方社会正试图完成的公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     

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建构:从规范到制度

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不仅是财政民主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基于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促进公民参与预算,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公民参与预算尚存在从规范到制度的缺位,要构建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体系,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预算法制,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程序机制,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健全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公民参与权。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危机与应对策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当前,我国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相对落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以及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产生矛盾。应该从了解产生危机的根源来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创造条件。     

当代参与式民主的复兴及其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代议制民主长久以来都是西方主流的民主模式,但是它却已背离了古典民主理论中的"民"、"主"的原意,十分警惕大众参与和分享权力的民主维度,这种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模式把民主政治的重心从公民转向了职业政治家,从公众参与转向了选举竞争,民主政治成为了政治家的统治、精英的统治,而非人民的统治。参与式民主理论则复活了古典民主的主权在民精神,有助于孕育和培养公民德性,保障公众权利与落实公众的政治社会义务。因此,参与式民主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启示作用。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又指出：“要丰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参与愿望增强的要求，从基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无独有偶。被称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最新发展的“协商民主”，也特别强调公民参与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协商、讨论对于政治民主具有实质性意义。这里涉及到了不同民主制度下的一个共同话题：公民参与。     

公民社会:西方标准与中国语境

Civil society的内涵在西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中文译名"公民社会"目前主要指的是国家政治系统之外,非市场经济系统的一个领域。由于没有明确的国家-市场-社会划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非常不平衡,因此,按照西方标准人们对中国是否有公民社会存在质疑。我们认为,既然已经在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解释中国现实,就不必拘泥于西方标准,而应该以一种开放、多元的眼光,将中国的情况理解成有别于西方的一种公民社会模式。     

农民无序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政治参与,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既包括公民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进行的合秩序活动,也包括那些行使公民合法权利而采用非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探析

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不同,使中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上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根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对天命论、人性论和义利观的探究;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内容庞杂,但体系明显,体现在公民观念、共和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神学思想,以及"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等学说中。比较与探析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共和主义情境中的公民参与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民主一直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强势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意味着参与,而围绕着民主政治中的公共参与如何施展,不同主义的话语体系给出了不同的释义和论证.与自由主义论辩的"劲敌"--共和主义,对公民参与有着独到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和证明.在共和主义的情境中,公民的参与围绕着如何在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言谈"和"论辩".公民在此表现的正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一种积极的言行,而不是扮演前现代政治的消极服从的"臣民"角色,更不是目光短浅的"地域民".这种在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和讨论是以一种宪政式的民主框架为保障,是修正选举式民主在现代政治运行中暴露出的弊端的基础上的论辩式民主.     

关于统一战线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几点思考

统一战线首先是一种哲学思想,它不仅是一项政策、一项工作,更是一项功不可没的伟大事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就是公民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有序的表述各自的政治诉求,以实现自身的民主权利。统一战线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团结、民主"的主题。没有统一战线,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就无以落实,没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统一战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充分认识统一战线,充分认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绝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而是全党、全社会的大事。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述评

20世纪末期兴起于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民主理论,它的产生引发了众多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尽管各种理解莫衷一是,但基本的共识是协商民主倡导协商与对话,在政治决策中引入公民参与,强调协商过程的平等性与合法性,追求责任和理性。协商民主理论所包含的这些核心理念不仅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增强了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更激发了公民的参与热情,培育了公民参与的美德。     

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点

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是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还很不够,总体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存在许多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强化公民的政治文化素养,推动社会主义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切实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国家治理以多主体、多领域、多手段为特点,将广阔的公共领域纳入其作用范围内,为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切入点。不仅"合作共治"对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公民也需要认同国家治理的合理合法性并对其进行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便在这一互动环节中成为国家赋予公民公共权力的前置性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引导公民进行思想转变,梳理人的各种"关系",发挥育人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具备一定公共参与素质和能力的合格现代公民,进而保障社会的良序运行。     

中国语境下的陪审制问题与对策研究

陪审制度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司法制度,同样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和彰显民主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清末变法时期由西方引进的陪审制度在我国经历了颇为曲折的"中国式"发展,遇到了颇为复杂的"中国式"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其中重要支撑制度之一就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目标是将"司法公正"和"司法民主"通过人民陪审制度得到进一步的"中国式"展示,而其中肯綮所在为要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完善公众参与司法的方式和路径,"民主"与"公正"不能偏废其一。     

社会治理辨析:一个多元的概念

从上世纪末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社会治理"成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何正确认识来自西方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问题。现代治理概念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直接相关,但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极为不同的意涵。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表明,当代中国的多元治理仍然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但社会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中间层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治理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又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