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

动物是否应该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成为法律主体,已经成为国内法学界颇具争议的话题。部分学者持着＂动物法律主体论＂的态度,主张为动物的法律地位进行一次大清洗式的变革。他们力图打破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把动物囊括到人类的法律主体范畴,让动物在法律上从传统的物的客体飞跃到权利主体。这不可不说是一种超越性的构想,但是,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瓶颈。本文着重从这一问题的产生,困境,以及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参考的定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提出了质疑和否定。     

许霆案的法哲学反思

许霆案发生后引起轩然大波。大家均对此案的定罪量刑进行了热烈讨论。一个小人物被放大的同时折射出的是某些社会病态,是体制机制约束之外的＂意外＂。然而这些＂意外＂,在社会滚滚向前的车轮下必将成为＂必然＂,正是这些＂必然＂促使我们反思我们的制度。     

《西游记》里的法律

摘自：《大话西游之孙悟空时代的活法》 作者：林电锋 出版：法律出版社 孙悟空被＂双规＂时想什么＂双规＂是指某些人员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纪律检查机构要求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去交代自己的问题＂。大闹天宫的孙大圣,由于＂犯上作乱＂,也被＂双规＂了。执行机关是佛家,指定地点在＂五行山＂,指定时间＂五百年＂。     

关于法治文化的若干思考

与普法一样,法治文化是时代的产物。通俗地说,法治是＂依法而治＂,是一种社会强制性规范;文化是＂以文化之＂,其本质是＂人化＂,具有＂物纵横而无亥,引导人从善”的含义。因此。二者相融而成的法治文化，则具有了引导人心向善的社会规范理念和法治文明精神，其直接意义是使法律能够转化为社会所遵崇和信守的一种文明理念和习惯。     

言论自由的边限——论诽谤罪的价值选择及司法认定——从“诽谤罪批捕权上移”谈起

我国改革开发30年来的历史经验标明,社会的发展是以个人权利的张扬为前提的。没有个人权利的彰显,社会终将还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怕局面。近一段时期,某些公权力机构借口损毁＂名誉＂而假借＂诽谤罪＂之名假公济私,已经对国家公权力造成了非常负面的恶劣影响。从2006年重庆的＂秦中飞案件＂,到刚刚发生的＂跨省刑拘王鹏案件＂,恶意行使公权力事件的轮番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保障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应重视“死刑”向“生刑”的等值过渡

虽然刑＂法＂的价值功能在于＂救济性＂,但刑＂罚＂则重在＂报复性＂,两相均衡,方能达到威慑犯罪的目的。展望预期的＂刑法大修＂,笔者认为,这场改革的成功点应在于解决＂死刑＂如何向＂生刑＂等值过渡。     

论危害人类罪的心理要件

《罗马规约》第7条规定：＂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笔者认为根据《罗马规约》第7条的规定,危害人类罪的心理要件是故意,包括我国刑法中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罗马规约》第7条提及的＂明知＂,仅仅说明了认识因素,即要求行为人对非法行为及危害结果之外的某些背景、情节或者大环境的认识。在特定情形下特殊歧视故意也可成为危害人类罪中迫害罪的心理要件。     

没落与复兴：“比较法”向何处去——评马克西尼斯的《比较法：法院与书院》

马克西尼斯所著《比较法：法院与书院》一书是比较法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作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对＂近三十五年＂来比较法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进行审视,不仅道出了比较法衰落的原因,更是指出了比较法的＂复兴之路＂,即比较法应当通过＂方法论＂的创新实现其自我救赎。马克西尼斯所推崇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对思考中国当下的比较法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互动

苏力老师在《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首次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制订法＂与＂民间法＂两者在不时地发生着冲突和亲和,这一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加快了中国法治之发展。＂制定法＂作为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一般行为准则,并不是自人类产生本身就有的,它具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它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代表历史不同阶段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制性。原始的道德规范成为＂民间法＂的温床,当＂制定法＂刚刚萌芽的时候,＂民间法＂及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便融入其中。＂制定法＂作为道德规范的强制者和协调者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强制力调整着社会关系,使之有着不同于民间法的正式制度。法治的本土资源使法律更人性化,也更便民、利民,＂民间法＂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种习惯性行为规范,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司法救济中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腐败亚文化:对边缘腐败的麻木和宽容

所谓＂腐败亚文化＂,是由社会学中＂亚文化＂这一概念衍生出来的,特指腐败群体乃至社会人员,在对待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的、扭曲的判断和认知,这种判断和认知是反主流的,也即是,此种＂文化＂是与主流的廉政文化相背离的,它奉行＂潜规则＂,背离＂显规则＂,追逐不法利益,固守既得利益。     

人质型绑架犯罪应以“不法要求”为要件

人质型绑架是绑架犯罪的形式之一。人质型绑架犯罪的主观要件应为行为人提出＂不法要求＂、＂获取不法利益＂或＂满足不法利益＂,且＂不法要求＂或＂不法利益＂应以＂重大＂为标准。勒索财物、具有反社会、反人类性质的要求,或者其他明显非法目的应当视为＂重大不法要求＂。     

自身监督：实然的监督和应然的监督——关于检察机关自身监督的理性思考

改革、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把加强对自身的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加以研究,确保＂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是检察机关所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     

贪官：病由心生——贪腐怪相的心理学解读

人的健康包括＂身＂和＂心＂两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过于重视身体健康,却忽视了＂心理健康＂,官员也是如此。 事实上,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官员的腐败不仅是人性贪婪的表现,也是在官场这个古往今来特定场合下某些固有心理作祟的结果。     

陈辽敏：涉诉信访要标本兼治

由于社会转型、经济勃兴,现阶段社会矛盾表现得复杂多样。而我国民主法制尚在建设中,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尚不够强、法律素质尚不够高,部分群众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所以涉诉信访问题是当前因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矛盾凸显所衍生出的一种现象。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自治路径——从诉讼、收费和管理职能的变迁出发

以音著协、音集协为主要代表的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明显的三部曲：首先是以代表权利人进行打击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行为的＂维权之路＂,其次是与使用者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协商确定使用费的＂规范之路＂,最后是转付使用费给权利人、加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建设的＂回归之路＂。从两协会行使诉讼、收费和管理职能的变迁中,梳理总结经验,对于促进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发展、支持产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内涵的再思考

随着社会危机的增加和社会矛盾的凸显,国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意识领域、道德伦理领域渗透力和粘合力不断增加,一方面＂有所为＂,一方面＂有所不为＂,但似乎更强调的是＂有所为＂,甚而有人认为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全方位的规制。本文从对历史上自由的含义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分析自由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的某些方面,从而显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由的理性建设。     

案例指导,不约而同的探索

近年来,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正走向前台,先后有20多家高级法院颁布文件试行案例指导运作,甚至不少中级、基层法院也尝试建立了这一制度。所选案例尽管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规范拘束力＂,但表达了各级法院对某些法律问题的倾向性态度和意见,已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事实拘束力＂。     

从亚氏美德伦理学看“好的生活”的追求与实现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区别于当代美德伦理学,美德并非自身即善,而是以＂幸福＂为最终目的,具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斯洛特反对亚里士多德这种非纯粹的美德伦理学,但是他纯粹的美德伦理学并不完全可靠,亚式美德伦理学具有评价内在品质的依据,并且使善的内在品质能够最终指向＂好的生活＂。美德就是适度,通过理性把握适度,并且以自主选择为前提,形成＂实践智慧＂,指导人们追寻并实现＂好的生活＂,而美德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说明与体现。     

相互印证证明模式下的理性局限——对赵作海案的反思

毋庸置疑,法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和象征,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法中相互印证证明模式就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下,而一个个冤假错案的出现,证明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理性自身存在固有的局限。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实质正义＂,很大程度上是对理性的过度信任,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而从新树立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改变现有的证明模式和司法运行结构,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保障整个司法体制的司法正义。     

神秘“伙伴”专管政客婚外恋

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为了＂道德＂,实际上是为了＂小圈子＂的政治利益200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天气挺冷。美国首都华盛顿C街的一栋老房子内,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正在进行。挨批的是来自内华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恩赛因,批他的理由是：搞婚外恋。这所老房子其实是一个＂集体宿舍＂,楼上楼下住了好几位议员。美国国会为了让议员们＂加强和选民的联系＂,允许他们经常往返于选区和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