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

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一书值得学术界重视。该书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不过,王学东对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有一些模糊之处,对国家声誉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检验假说的过程中,案例选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损害了王学东的理论的解释效力,也难以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声誉,中国所获得的声誉是否有助于实现避免他国制衡的安全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修正和发展王学东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认为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的类型不同,获得的声誉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安全合作领域的声誉,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他国的制衡。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     

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组建"联合阵线"的形式发动过多次海外军事行动,但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友,北约国家的参与情况却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认为,对地区和全球地位的追求是北约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全球地位包括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国内政治因素则会对其作用过程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限制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在利比亚战争中,法国在地区地位和国际声誉的驱动下积极参与行动,并做出重要贡献;德国作为法国的竞争对手,在联合行动有助于扩大法国在北非和欧盟影响力而无助于自身地位提升的情况下,结合国内民众反对军事干涉的态度,最终选择不参与;土耳其则在安全威胁较弱的情况下,基于地区地位、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的考虑选择参与行动,但民众的反对态度使其仅做出弱贡献。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行为选择也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并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有陷入崛起困境的可能。而中国仅依靠对内制衡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压力的。鉴此,文章提出一个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以期扭转中国的不利局面。其中,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这是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既涵盖了中国的大国政策,也包括了对中小国家的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     

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2009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施的制衡战略包括三种:军事制衡、安全合作和制度制衡。各国实施制衡战略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文章认为,反华民族主义是导致三国实施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的关键原因。越南的反华民族主义较为强烈,具有较高的威胁认知、对抗偏好和动员能力,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反华民族主义较弱,由此导致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方式。反华民族主义与领导权诉求相结合,导致了三国在制度制衡上的差异。强烈的领导权诉求使得印尼出于维护地区自主的目的主导制度制衡;而较弱的领导权诉求则使越、马两国可以在制度制衡中扮演"支持者""发起者"和"修正者"等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反华民族主义对各国的制度制衡发挥了重要干预作用。低烈度的反华民族主义强化了印尼对制度制衡的主导,并导致马来西亚选择通过"追随"策略扮演"支持者"。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则使得越南通过"动员"策略扮演"修正者"角色。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     

中国的反恐政策:原则、内容与措施

中国长期面临着各种恐怖主义威胁,并且这些恐怖主义威胁的种类和特征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立法、健全组织机构等加强国内反恐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双边、多边的国际反恐合作,将其作为有效打击和遏制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就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使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以及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立场使国际反恐合作复杂化,决定了反恐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移民潮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概念,认为安全分为不同的层次,提出了一些影响安全的非传统因素.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不同的层次上(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相当复杂的安全背景,而移民潮最能反映这种复杂的关系.移民潮是安全概念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应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安全问题,即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而且也表现为社会-文化冲突、政治冲突.     

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受阻,各国纷纷转向双边或区域的自由贸易.将自身定位为大国的俄罗斯,也加紧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自由贸易网络,除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之外,还推动后者与越南、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四国达成自贸协定.俄罗斯选择的自贸伙伴虽然经济体量较小,但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国家战略和国内社会三个不同层次,系统考察俄罗斯选择自贸伙伴的逻辑.从国际权力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对自贸伙伴的选择,需要承载俄罗斯打造多极世界中"一极"的战略愿景和参与世界经贸规则决策过程的战略意图.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还需契合俄罗斯国家发展对于经济安全、能源技术、吸引外资及商品出口等领域的战略需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最后,从国内社会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也传递着俄罗斯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图.     

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构建:顶层设计与引领因素

作为较早进行北极研究的国家,德国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北冰洋航道全线开通的愿景,使得德国将参与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10月,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从而承认北极事务与德国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德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驱动力,一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二是北冰洋航道开发带来的经济机遇。本文概述引领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时代背景、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因素,并梳理北极研究活动与德国的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德国依靠环境议题设置来获得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做法,对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事务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