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与晚清政局

奕訢作为晚清政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却对其缺乏深入整体的研究。实际上,奕訢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密切关联:他发动了“辛酉政变”,建立了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的联合体制,晚清政局为之一变;他主持创办了总理衙门,变革传统体制,倡导洋务,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积极镇压农民起义,却使皇权流失,地方督抚专权自重,其影响甚至及于民国一代;中法战争失败其被罢相,中日战争又复起,却毫无建树,并且思想保守,锐气全无,对戊戌变法也持反对态度。     

奕訢与晚清的对外开放

清朝前期为维护封建统治,在对外关系中长期实行闭关政策,致使晚清近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同西方国家差距逐渐拉大。为应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为挽大清于即倒,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帝的奕訢在他实际掌管朝政期间,办洋务、办教育;派使团出国考察;引入自然科学课程;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在被动中迈出了对外开放的艰难步履,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恭亲王奕訢的跌宕人生

皇六子1833年1月11日午夜,奕訢在皇宫中降临人世。这一年,道光皇帝恰好50岁,天命之年喜添贵子,自然感到格外兴奋。奕訢生时脸方目圆,天庭饱满,一眼便讨得道光皇帝的喜欢,于是赐名为訢,“訢”者“欣”也,表达了道光皇帝的欣喜心情与厚望之念。奕訢以后的表现,更令道光皇帝欣慰与满意。奕訢“生而颖敏”,记忆力极强,师傅每日讲授千余言,“少读而成诵”。     

晚清新建陆军与自强军之比较研究

晚清新建陆军与自强军产生于清王朝抵御外侮、维护封建统治需要的共同背景，发展过程中在诸多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但二者却结局迥异。新建陆军最终孕育演化成在近代中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北洋军阀集团，而自强军虽然在1901年为袁世凯吞并，其对南方新军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以武昌新军官兵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     

辛酉政变与晚清政治

关于辛酉政变的原因,过去的研究者论述颇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两个:一是说道光立嗣不贤,咸丰唯好酒色,促寿早夭,留下年仅六岁的载淳不能帝权独掌,在咸丰身后留下了很长一段的权力空白;二是说此次政变是那拉氏权欲熏心、唯权是夺造成的结果。上述因素固然都是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未触根本。实际上,政变更多地体现了当时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是这些矛盾和斗争在最高统治层的一种折射反映。 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忧,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     

近代西方传教活动与晚清乡土社会秩序的裂变

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的广泛渗透,宗法一体化的晚清乡土社会秩序开始从礼俗信仰系统、经济权威系统、社会管理系统三个剖面发生不同程度的破裂和变动。这种状况,从深层上看,乃是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中西方两个世界多重碰撞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在晚清乡土社会的一个深长投影。解析这一投影,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近代西方传教活动的历史性状及其之所以造成晚清乡土社会秩序裂变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审视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问题。     

清代肃顺为官得失及其当代启示

肃顺是清朝咸丰年间敢作敢为、显赫一时的权臣。他在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中建功立业,却在辛酉政变中身亡命殒,他大起大落的为官生涯值得今人思考和镜鉴。他的为官得失对当代的领导干部有如下启示意义:面对贪腐等不法行为,要正视问题、敢于亮剑,同时还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从五湖四海选人用人,知人善任、取长补短、爱惜人才;对于他人的诉求,要耐心倾听,若造成误会,要及时化解。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及其社会效应

在救亡和启蒙双重任务之下,晚清社会兴起重商主义思潮,成为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思想之一,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效应。西方的经济侵略直接改变了中国人"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社会自发地产生重商的观念。"商战"的口号应时而出,其目的是为救亡,改变中国衰败的局势,体现了晚清国人为追求富强、御侮救亡的时代精神。"商战"的兴起最直接的影响是使传统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并迅速改变。传统社会结构悄然之间发生了错位,商人由"商末"一跃成为"商本",社会中尊商意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近代"绅商"群体的形成。     

王闿运紧张人生解读

王闿运的人生与不安、无奈、紧张相伴。首先,"帝王学"理想与严酷现实的矛盾。为肃顺赏识,但祺祥政变使他的纵横策化为泡影;三次向曾国藩出谋划策,都不被采纳。其次,秉笔直书与为袍泽隐的冲突,撰写《湘军志》过程中实事求是精神与为湘军将领隐的乡情观念的冲突成为其紧张人生的最主要表现。再次,家兴愿望与人生旅途不顺的反差:科场不顺,仕途受阻、痛失爱子。最后,体制外批判与体制内期盼的煎熬:既排斥又留恋科场,既轻视又交结官员。     

再论“五四”白话文运动何以成功——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比较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在人事关系、办刊经验、舆论造势、理论建构上均有密切的联系,但晚清的这一运动在民初趋于消沉。在百年之后以比较的视角回望五四,会发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在改革路径、逻辑思路、革命态度、政治时势背景诸方面不同于晚清。这些独特性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成功的保证。学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研究思路很好地发掘了五四对晚清的继承性,却又忽视了其独特性。     

观念史背景下的晚清西方形象研究

晚清西方叙事中的西方形象是在近代中国向西方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西方形象承载着中国想象中的中西关系与世界秩序，见证了中国人西方知识的进步和西方观的变迁过程。对它的研究不仅将导向对晚清中国文化的认识，对于理解晚清以后的文化潮流、甚至对理解我们目前的文化处境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教务教案对晚清国家权力结构产生的冲击

晚清时代,由于基督教传播而发生的教务教案,对晚清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均产生了相应冲击。原先完整、独立的立法权受到西方国家的瓜分与限制;地方政府对教民的管理权部分被传教士获取;官员的选拔、考核标准与任免、处罚事由逐步与教务教案问题相联,教务教案问题成为清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涉及传教士或教民的诉讼,清政府常常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国的司法主权因此受到西方势力的分割。     

迎拒与选择：晚清西方史著在华译介与反响——兼论当下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

史学属于历史范畴，是社会存在的折射和反映，是人类思维之具体的凝固。史学在晚清士人、学者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使其成为西方改变中国人观念的选择对象。西方史著在华译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回应，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思想转变以及史学转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西方史著在华译介和反响充分证实了历史、史学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对西方史著在华译介的原因、内容以及反响等诸要素的分析，能够为当代通俗历史读物的编撰提供借鉴。     

王闿运经学研究综述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一个有影响的环节。历来,学者对此研究不多,但也时常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的视野里。从晚清学人的点评到时下学人的初步研究,主要围绕其经学特色、治经方法、学术影响而评价,亦有其著作考辨和资料整理。大体而言,晚清学人认定王闿运经学的传统性而有新意;民国时期学人大多评价为无发明而有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当今学人则有“传统”与“创新”的论说。可见,王闿运经学研究还是处在一个言人人殊的状况,其经学全貌与内涵不得而知。因此,王闿运经学研究任重道远。     

晚清军事变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被迫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在这场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晚清军事变革起了决定性的牵引作用。主要表现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序幕;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促进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军人地位的提高使“兵”阶层与传统四民社会实现了有机契合;军队私家化趋势削弱了清中央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军人的政治逸轨促成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海外“游历”与经学接受视阈中的晚清诗学演变——以王韬、黄遵宪为例

海外"游历"与经学接受是晚清新型知识分子特殊行为方式的重要体现和表征。王韬、黄遵宪在亲身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开始反思和怀疑通经致用的晚清"今文学"价值阐释模式,并且对其表现出一定的疏远与拒斥立场。在海外"游历"和经学接受的双重视阈中,王韬、黄遵宪的诗学观念在脱离传统束缚后于"见闻"中体现出较为开放的现世意识与进步理念,进而为晚清诗学的演变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面向,成为中国古代诗学近代转换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晚清沿海一带曾是亚洲最好挣钱的地方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战败国的地位,被迫与西方诸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样的历史局面,从一个国家的地理意义上看,或者从一个守土为疆的天朝政府看,的确是再屈辱不过的事情。但从一个经济体的商业贸易发展看,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晚清的贸易水平却由此扶摇直上,最明显的局面发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市场结构,金融流动、贸易中心、航运物流,甚至包括了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产生了一种近     

国运所系,国本相连:晚清中外电报交涉与外交近代化(1862-1911)

19世纪中后期,电报成为列强势力渗入的"先锋军".在维系中国主权、抵制西方势力扩张的博弈中,中外电报交涉孕育而生.目前学界关于晚清时期电报交涉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如:《近代化的"退"与"进"——近代上海电报通信权的交涉》一文,主要就晚清时期上海地区电报主权经历了"丧失"与"收回"两大阶段的历史进行了阐述.①胥猛以历史人物为视域,对电报交涉史进行了考察,主要凸显的是盛宣怀对维护中国电报利权的贡献.②王东的《清末中俄东北边境电报线的交涉》,就东北地区的电报主权问题与俄国的交涉情况展开介绍.③由此可见,目前的研究,多以人物、地域、法律或特定的历史事件为视角,而从宏观上探讨晚清中外电报交涉对外交近代化产生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分阶段介绍晚清中外电报交涉史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电报交涉视域下晚清外交的时代特色,分析其长处与不足,以期加深对晚清外交的认识.     

近代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近代西方于中法战争之后对西南边疆的宗教文化同化,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由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疆民族向“国民”身份转化的一种契机.其间,晚清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首先促成了对边地民族传统“蛮夷”身份的消解;至民国,面对西方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政府及社会精英均深感忧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几方面力量,共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由“蛮夷”向“国民”的转化历程.     

“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政治现代化的启动契机、历程与遗产

清承明制，确立了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以一元主义为价值依归。晚清以降，坚船利炮忽至，西宪西法东渐，中国被卷入了政治现代化浪潮之中。面临异质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开始发挥其适应性，清末新政及立宪活动即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在制度上的调和与回应，它标志着旧传统的解体和新制度的建构。清求中央政府的变革实践既推进了传统专制政体向近代立宪政体的演进，又不得不在维系传统和进行变革之间苦苦挣扎。而透过清求政治现代化的官动契机、实施历程，我们可以舌到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如阿实现现代化而又不完全西方化，成为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