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亚太安全态势与战略应对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地区呈现变乱交织的安全态势,美国深化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是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地区其他力量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导致地区格局加速重构。东南亚总体保持合作大局,东北亚、南亚的阵营对抗加剧。大国博弈使地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压力,进一步增加整个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深度影响亚太地区格局演进。中国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深化与地区国家各领域合作,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印日关系：渐行渐近的战略伙伴

印度与日本同为亚洲主要大国和中国的重要邻国,均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的争端。近年来,印日关系在战略层面不断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由虚转实,渐行渐近,两国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有向三边或多边方向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看,印日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两国安全合作的增强,明显有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大背景,势必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产生复杂的影响。     

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

冷战结束以来,联盟与分化联盟的思维始终贯穿于美国历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中。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外交安全战略虽尚未定型,但在国际安全层面仍然延续了联盟思维。本文认为,楔子战略是美国目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联盟预阻,即致力于预先阻止亚太地区形成任何反对美国的潜在安全联盟或联合。楔子战略的具体运行机制主要依靠"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的"认可"及"补偿"两种手段,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分化压力,在利诱一方的同时施压另一方,并利用美国在特定国际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撬开并扩大目标行为体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罅隙,从而获取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美国基于威胁制衡理论及联盟预阻思维,仍然寻求在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以谋求其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利益。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应对。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演变及内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做过多次调整。1990年代初,美国提出过＂扇骨扇面＂亚太战略,以美日安全联盟为主扇骨,北有美韩,向南则有美菲、美泰和美澳联盟,实际上承袭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安全同盟。扇面强调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     

美澳扩大军事合作：亚太安全格局新变量

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南锚＂,澳大利亚对美国全球战略部署,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具有特殊的作用。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正在将战略重心向东转移,希望通过强化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保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澳大利亚为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影响力,加强与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合作。美澳扩大军事合作已经成为影响亚太安全格局变化的一个新的变量。     

《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一书出版

由我院陈峰君教授主编的《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一书已于1999年7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7万字。 该书以冷战后亚太五大力量中心为重点,以冷战后亚太格局的转变为背景,全面分析了冷战后五大力量中心的亚太战略,相互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是我国全面、系统探讨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的一部力作。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美国台海安全战略考虑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2月19日，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安全谘商委员会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表示“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这一举动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台海安全战略考虑的关注。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一直是其亚太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台海安全与美国的亚太和全球安全战略息息相关。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趋势与影响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针对亚太地区形势发生的重要变化,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开始对其亚太安全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乔治·W·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使这种调整更多带有布什政府的特色。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将对亚太地区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产生相当的影响。     

冷战后的亚太格局与中日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大国力量此消彼长,形成若干实力相对接近的极化力量。各大国之间的不断分化组合,促使亚太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关系的利益基础和结构性质,中日关系因此经历了一个调整转变的过程。本文拟就冷战后的亚太格局进行阐述并揭示亚太格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中国的安全环境及战略应对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渐突显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在欧洲。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战略格局、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全球和亚太地区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伴随着欧洲苏联集团的崩溃,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逐渐由重视欧洲大陆而变为东移亚太地区。     

亚太安全合作的方式

在讨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时,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更为关注美国主导的双边安全体系。事实上,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进程逐步超越了冷战时期的传统合作方式,开始接受多边、合作性的安全手段。这股新的安全潮流正冲击着这一地区的所有行为体。尽管未来亚太地区未必能建立起约束力较强的多边安全体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地区已不大可能退回到冷战时期近似相互隔绝、纯粹的双边安全状态中。因此,要完整地理解亚太地区的安全政治,我们必须关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实践,把握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的特殊模式及形成的动因。一、既有研究概述冷战结束之…     

构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需处理好六个关系

在国际斗争实践中，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在这一国家顶层战略之下，均提出各自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其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计划与战略原则等。冷战结束后，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及濒海国家都在加快调整各自的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     

东盟地区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探析

今年7月27日,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简称ARF)第七届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亚太主要国家再次就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讨论,因而ARF又一次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之一,并且这次会议还首次吸收朝鲜与会,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ARF成立六年来,在冷战后亚太安全问题上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通过对ARF功能与作用的探讨,也可以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核心理念、现实行动与未来路径

尽管尚未形成一个广泛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地区安全与经济形势变化,安全挑战正日趋严峻且超越单双边管控范畴,对构建覆盖整个地区、综合治理各类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呼声不断上涨。基于中国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议,笔者试图探讨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原则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未来路径。中国自2013年以来为推动亚太安全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标志着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正从传统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随着相关理念的逐步推广,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中国作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导者,需要根据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可能发展,合理规划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路径并提出明确而有力的阶段性行动计划。     

亚太在世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9·11”事件后,亚太地区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南亚、中亚、甚至西亚。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亚太地区处于世界各类矛盾的焦点和战略重心部位,其中中美矛盾是各大国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向亚太方向转移,由“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向“亚洲第一、欧洲第二”过渡;亚太地区已构成世界安全最危险地带,其南部是该地区矛盾与冲突集中地带,亚太地区也是军备增长和核武装发展最快的地区。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研究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国家也都在思考和调整各自的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走向,充分地了解影响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变化与调整的观念因素。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行为,它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注入了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视角。文章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和概括,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影响这些国家安全政策形成或变化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根源,并在纷杂的环境中对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势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及预测。     

论克林顿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

文章认为,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出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对1992至1994年间东亚地区一系列重要事件——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日美同盟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的反应。该战略以“预防性防御”为主旨,反映出克林顿政府要在后冷战时代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以接触方式因应中国的崛起,以及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愿望。但是“预防性防御”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美国如何落实这些构想,同时,亚太地区变化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也要求华盛顿在推进“预防性防御”战略时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更好地拿捏分寸。     

美国为何能主导TPP谈判——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的考察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一个由美国实际主导议题设定、成员选择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一个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之所以能主导TPP谈判,根源在于它在亚太地区拥有安全、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结构性权力。作为地处亚太地区但被有意排除在TPP之外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将面临很大的战略压力。为此,中国在重塑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方面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有战略部署和策略推进的灵活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