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南海竞争的格局和趋势——基于权力、规则及第三方因素三大变量的综合分析

中美在南海的竞争日益加剧,但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澄清。中国和美国究竟为何而斗?是什么导致中美自2009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与争论?本文综合分析第三方因素、海洋规则分歧和权力竞争这三大变量在中美南海竞争中的权重和影响机制,探究不同因素间的关系和中美在南海长期竞争的基本趋势。研究表明,当前的中美南海僵局是两国围绕三大因素长期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时期三大因素的影响力排序不同。第三方因素、海洋规则分歧和权力竞争分别是2009—2012年、2013—2016年、2017—2020年这三个时段最有力的解释变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权力竞争仍将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     

新时期中国立足形势变化运筹周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周边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围堵施压,周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周边各个方向都面临复杂的外交形势。新形势下运筹周边外交,关键是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前提是增强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顺应世界潮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为抓手,促进国家间密切联系,并切实提高我国综合实力,这是周边外交深入开展的根本。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对近期中美关系波折的几点反思

中美关系近期的困难可以在三个问题上给予我们启示。第一,美国对中国战略方向的判断正在调整,美国不应将中美差异理解为敌意,而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应避免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第二,美国权力地位变化极其复杂,在一些领域下降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获得新的权力;第三,中美关系正面临公众舆论等因素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导致不同层次的议题相互联系。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调整之前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实行对华接触以共同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这一战略历经反复曲折而最终在90年代末定型。美国接触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接触",即通过大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奥巴马政府时期,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经济接触增加了一些"经济防范"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其接触的方向没有变化。从2015年开始,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其核心论题就是美国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然失败。2017年底,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随后中美在2018年爆发了空前的"贸易战"并持续至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经济接触的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态势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因而经济接触的终结和经济竞争的开始和演进,将会深刻改变中美双边关系乃至整个全球秩序。     

中美博弈的辩证解析

中美关系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博弈,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左右世界大势.中美在亚太地区博弈.美国通过在该地区“拉帮结派”增大其总体战略力量,并希望中国“四面树敌”.中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在不同维度的周边外交棋盘上以平等态度睦邻、友邻、尊邻,努力“四面争友”,避免将周边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怀抱.中美在各自的特殊时期博弈.两国都对外部环境变化十分敏感,都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同时,影响两国外交的国内因素也日趋多元、复杂.中国的战略对策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之上,否则就可能上大当、吃大亏.中美在日益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中博弈.中国必须改变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多少来衡量国家实力的浅薄认识,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必须以准确把握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作为基础.战略制定者必须对现代科技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对中美总体实力对比做出准确判断.中美在信息网络化空间博弈.网络安全问题正在中美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双方对威胁的理解.中美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博弈.尽管五角大楼曾预计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2012年至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会占上风,人类会以创新与技术来解决真正重大的问题:人的生存而非杀戮.     

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未来5—10年,中国崛起处于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美邻实力结构变化,使中国面临来自美国和周边邻国的双重压力,地区二元结构使中国在经济、安全两个领域都要承受巨大且性质不同的压力,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体系转型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以组合而非单一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政策手段上把坚持互利共赢、保持威慑、进行适度战略安抚三个方面有效地结合起来。要平衡处理中强邻关系,兼顾大国与中小国家的不同利益考虑,在中强邻关系框架下,稳步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还应分清不同战略方向的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手段的相互配合和优化组合。     

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

本文假定,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复杂,既存在资源依赖（包括原料依赖、科技依赖、市场依赖和资本依赖）,也存在权力依赖（包括军事能力依赖、经济能力依赖和制度能力依赖）。总体上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相对较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相对较弱。美国在对华中长期战略中,既可能积极谋求合作,又会在必要时抑制中国。对此,中国必须针对不同情况,利用复杂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应对,不断拓宽中美合作的空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权势转移析论——基于美国学者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发展史来讲,是一历史性的事件和标志性的节点。通过对关于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美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精英对这一命题的基本结论: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并未走弱,而是类似于中国等其他实体权力资源不断增强。尽管面临国内外诸多问题与挑战,但依其强大的复兴能力、战略调整能力和基础优势,在国际秩序和体系中仍占据中心位置,其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的能力依旧卓越。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中国应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制定和调整自身对外战略与政策。     

东亚民族主义勃兴与中国周边关系的转型

近来，源于领土争端的民族主义浪潮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兴起。各国之间激烈竞争，不仅是为了在领土、资源或历史等问题上获得利益和公正更重要的是为了追求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中国崛起引起的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各国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的变化，是激发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的国际和国内原因。从国际上看，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渔利，但美国并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确实在加深，同时对美国也心存疑虑。从各国国内看，日本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政治精英的煽动，越南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民众的自发情绪，韩国的民族主义则同时受到大众和精英的推动。在东亚地区，民众的力量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因而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大众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冲击。中国要妥善应对周边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对内应该培养开明的国家利益观和冷静、理性的外交观，对外应该提倡建立互利、互敬的地区秩序。     

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

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由最初重点推进中美关系以换取中国在诸多美国关切议题上的合作,转变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高调重返亚洲,展现约束中国崛起的姿态。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解决"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尽管言辞上宣称要适应中国的崛起,行动上却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这种政策矛盾重重,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中美关系也因之进入到一个战略漂流期。     

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西方学者的视角

从2009年开始,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南海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地区安全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解读表明,此轮南海问题研究起因于中国崛起、美国战略调整、能源安全等三大因素.其主要议题及方向集中在制度建设、法律途径、危机管理机制及中国角色等四个方面.为应对挑战,加强对话与交流,中国的南海问题研究要积极提出新主张,构建南海研究的“中国话语”,帮助推动化解当前的南海困局,寻找南海问题走向和平合作解决的新方向.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对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权力转移论者和同盟责任论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将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此举的真正意图可能更多地与亚太地区呈现出的巨大发展成就与前景有关,美国不能被孤立在这一发展外,毋宁通过重返亚洲,争取更多权益,并进而主导亚太国际格局;而遏制中国,尚待进一步观察。面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首先应该界定好自己的身份,然后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并以对中美战略互动核心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基础,审慎制定周边外交战略与政策。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开始探索海洋立国的方略和具体政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长时间的酝酿、积累、争论、挫败和调整,21世纪以来其海洋战略目标和方向愈益明晰,政策行为日见具体,并形成了一套为之服务的决策体系.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具体而言即以日美同盟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实现海洋大国的梦想.当今日本政治出现保守化趋向,其海洋战略及政策行为也给东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亟须引起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做出调整,主要包括重视国际制度、修复联盟体系、重新评估大国关系、重视外交手段的使用、提倡无核安全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力,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调整具有内在矛盾性,如在加强对话的同时强化美国价值观;在重视外交手段的同时为武力使用留下很大空间;在尊重国际组织的同时坚持保留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力。奥巴马政府的新安全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重估大国关系的机会发展更为友善的中美关系。但从现实中来看,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全球霸权战略,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安全效应仍未完全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