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吗——与陈和华教授商榷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人应当是理性的犯罪人。行为人选择犯罪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存在不理性的成分,但是犯罪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犯罪人行为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犯罪人对犯罪的长期后果（法律后果）低自控与低自珍不是决定犯罪人非理性的决定因素。适应性非理性应当注重对于犯罪情境的分析。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人的有限理性,犯罪预防的落脚点在于对于犯罪人犯罪机会的控制与犯罪具体社会情境的抑制。     

犯罪行为者家庭环境问题的对比研究

犯罪行为的种类有很多,本文主要对抢劫盗窃、伤害犯罪、性犯罪行为及其它犯罪与无犯罪者作对比研究,并把除上述四种类型的犯罪也归成一类与无犯罪者作对比研究,以图发现各种犯罪类型在家庭环境、心理素质、人格特征等方面与无犯罪者的差异之处,这种差异的表     

表现型犯罪的情境预防--一个西方犯罪学视角的观察

表现型犯罪是指行为人的在行为过程中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可以包括由飙车所引起的交通事故犯罪、由足球流氓引起的伤害案件、故意毁坏财物的犯罪、强奸、猥亵儿童等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型犯罪已屡见不鲜，其防治成为须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西方古典犯罪学派的情景预防理论基于理性犯罪人与机会控制的思考路径，是防治表现型犯罪的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策略应用。西方犯罪学文献中对于情境预防之于表现型犯罪也有批判之声，情境预防理论的倡导者从理论的正当性与实际犯罪的预防效果两方面对批判进行了回应，证明了情境预防是对抗表现型犯罪的有效途径之一。     

论情境预防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犯罪的情境预防是指在具体的时空内有效控制犯罪目标以减少犯罪机会的犯罪预防方法，理性选择理论、常规行为理论和环境犯罪学理论是其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根据具体犯罪的情境采取不同的犯罪预防措施，增加犯罪难度抑制犯罪动机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引入情境预防理论，形成社会预防——情境预防——司法预防的三元预防犯罪体系，实现时犯罪的最佳控制。     

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及其法律问题

在犯罪问题复杂化与警力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利用视频监控系统预防与侦查犯罪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在犯罪预防领域,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用得到了日常活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情境犯罪预防、新机会理论、犯罪被害理论与死角理论等学说的支持;在犯罪侦查领域,透过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与影像存录功能,侦查部门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故有必要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以法律规范视频监控系统的正确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退赃法律后果探析

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下,我们应更多地研究可以从轻处罚的各种犯罪情节。我国《刑法》有关退赃的法律后果散见在各个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文件中,退赃事实的存在能否导致司法机关对犯罪者采取免罪、从轻处罚、缓刑、减刑、假释等不同处置,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理论研究,导致对有退赃情节的犯罪者在法律上的适用比较混乱,有失刑法权威和公正。     

论“破窗理论”及其在环境犯罪防控中的应用--以“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刑法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成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防止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管罪行轻重、主观恶性大小、是否彻底悔改，均存在犯罪记录，而且终身不能消除。本文就前科无限期存在的不合理性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确立前科消灭制度的相关设想。     

作案手段、犯罪模式与“签名”特征之辨析

作案手段、犯罪模式与“签名”特征都表征犯罪进行过程中某种形式样态，其内涵与外延均有差异：作案手段是指特定人或特定犯罪团伙所选择的犯罪的途径或方法；犯罪模式是以两个以上不特定的犯罪人或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为基础而整理出的一套具有共通性的作案手段；“签名”特征是犯罪者因个人人格上的特质而强迫自己实施的一种“签名”式行为。明确区分三个概念的异同，有利于解决目前侦查实践中三者使用混淆的状态，准确把握三者各自的侦查价值，为侦查破案和犯罪预防工作服务。     

中国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保障体系

劳动教养(以下简称劳教)是中国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进行强制性教育矫治的法律措施。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经常违反法律、破坏社会治安，其违法行为有的尚不构成犯罪，有的构成轻微犯罪．但其不良的人格、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对社会构成了威胁。由於对他们不宜施用刑罚。     

法律史上人格制度的演化

不同的时代有关于人格的不同的立法政策，在法制史上，人格制度经历了身份化、理性化以及普遍化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格的身份化时期，法律以等级制“身份”为依据，将一部分人宣布为法律上的“非人”；在人格的理性化时期，强调人格的理性内核，同样将妇女、奴仆等排除在人格的拥有者之外。只有在人格的普遍化时期，法律上才承认每个人都是拥有平等人格的法律主体，由此在人格制度上完成了法律由野蛮、专横到文明、人道的演化。     

浅谈金融机构在洗钱犯罪中的地位

一、我国洗钱犯罪的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上洗钱犯罪十分猖撅，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差距，在法律上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确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构成洗钱犯罪。洗钱问题在我国尚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洗钱犯罪的范围已由原来的走私、贩毒和黑社会犯罪的违法所得，扩充到贪污、贿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等各种违法所得。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洗钱罪构成要件研究

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根据其定义,我们可知洗钱犯罪的特征是:犯罪者将其非法所得的资金或财产,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交易渠道,转换成来源合法的财产,以掩盖其犯罪性质,逃避法律制裁。然而,目前在刑法理论上有     

犯罪预防体系的第三支柱--西方国家犯罪情境预防的策略

西方情境预防的理论根基包括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政策包括五个方面: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措施,对我国犯罪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我国理论学术和立法、司法中对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部分问题定性和实践存在不足，本文拟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新情况、案件罪名、犯罪特征、法律打击机制缺陷、相关法律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再认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我国一向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不起诉制度是针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可塑性,通过法律与社会的综合力量,来达到矫治目的的一种理性选择。对未成年人轻微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是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不起诉制度在执行中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没有专门设置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的程序,因而在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拟就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进行思考和探析。     

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向

如果说犯罪是使人不幸之祸害，而刑罚是因此加诸犯罪者身上之祸害，那么，行刑便是施害者。由于犯罪的存在和发生不可避免，因此，刑罚和行刑之害的日渐轻缓便是不二的方向和选择。社区矫正作为中国刑罚执行方式的实践创新，正合于这一趋势。经过十年多的试点之后，在理论和实践及法治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对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战士犯罪动机浅析

本文从战士需要和人格缺陷两个方面分析了战士犯罪动机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战士存在需要是客观事实,是战士行为的一般动因,与战士犯罪动机相关的需要层面是战士需要的变异以及与此相连的战士需要供求失衡和失范。战士的人格缺陷是战士产生犯罪动机的决定因素,战士的人格缺陷初步形成于入伍之前,发展于入伍之后。它主要由价值取向系统缺陷和犯罪抑制系统缺陷组成。需要始发犯罪动机,人格缺陷选择,强化犯罪动机。     

日本减少犯罪体系介绍及借鉴

日本在警察、检察、审判阶段，以宽严结合与诉讼经济的策略分层分流犯罪，侧重微罪处分、暂缓起诉、非自由刑的适用；分流犯罪后，实施官民一体化更生保护刑事政策，注重犯罪者回归社会的就业、福利援助，尤其偏重对社会弱势犯罪者的支援，有效防止其再犯，最终使犯罪总体呈持续降低态势。在尊重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建议借鉴日本减少犯罪体系模式并作本土化吸收，在轻罪化治理和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探索我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