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该思想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将关注的目标和焦点置于解决人类前途命运这一重大时代使命之上,超越了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制度的畛域;强调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超越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对抗性思维,实现了国际关系处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化;主张共商、共建、共享,超越了单边主义的狭隘范畴,实现了合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提供了一揽子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中国方案,超越了传统安全领域的范畴,实现了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覆盖,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重建大一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使命吗

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消极影响也十分突出.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争取主权独立和国内民主,不是"重建大一统",也不可能"重建大一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发展,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不是要"重建大一统";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仍然要争取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努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与"继续维护和最终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有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     

论"一国两制"的传统文化意蕴

"一国两制"构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合文化及民本思想等有着深度契合.深入分析和研究这种契合,从中可以领会中央在处理港澳台事务上的新思维和新举措,领悟"一国两制"构想对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觉解西方"类"哲学理念的中国方式——从费尔巴哈哲学的"类"概念谈起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类"指谓人的本性,体现人的"内在生活".费尔巴哈对"类"的思想规定导源于对宗教神学、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则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超越了黑格尔实体性思维逻辑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立场,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赋予"类"以真实的历史内涵与人性逻辑,真正实现了类和人本性的内在统一.在哲学观的意义上,就"中西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具体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恰恰是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类哲学"的思想精神.     

“变中求统”: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

大一统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遗产,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围绕着大一统内涵、过程、性质与影响的认识与评价,思想史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诸多争论。但无论对于大一统本身所持态度如何,争论各方往往都倾向于将大一统视为一种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固定结构。作为一种限制性认识前提,这无疑妨碍了对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与实践发展史的全面理解,更影响到从学理逻辑上阐释大一统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事业的内在关联。有鉴于此,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有必要超越“正典解读”的束缚,以变的思维考察统的历程,同时也以统的逻辑来整合变的史实,将对大一统的思想史解读放在问题逻辑的语境中,关照智识语境与政治语境对其评价的影响,并慎重地探讨其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唯其如此,对大一统的关照和本土化阐释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     

超越大一统：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治理现代化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是当前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所具有的独特现象。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继承了传统王朝“大一统”观念和体制的核心要素。要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循环，需要实现中央和地方由权责模糊的“泛化治理”模式向权责清晰的“分化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要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治理现代化，则必须超越传统“大一统”的观念和体制，切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逐步实现从“权力国家”向“权利国家”的转型，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及其变革

百年演进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相似相通的因素,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多层次的相通,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哲学范式；在社会思想的文化价值心理方面,“大同”理想作为世俗的社会理想,经几千年历史阐释流转积淀为中华民族一种恒久的文化价值心理,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相通性；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取向方面,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交互,体现了民生“共同体”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在社会践行的贯彻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的“知行观”相得益彰；在哲学思想与方法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思潮,形成一种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这些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找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体认与呈现:中国传统史学话语及其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史学话语是中国古代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思想文化语境尤其是思维模式的产物.当下研究中国传统史学,首要的是最大限度地破除近现代以来认识论与科学思维主导下的话语系统与思维模式,破除历史认识的"对象化"与历史呈现的"图景化".以感情认识与理智认识融为一体的"体认"作为认识方式与思维模式,可以自然进入中国古代具体的社会环境以及思想文化语境之中,适切"呈现"中国传统史学的本质特征.     

"三个代表"的思维方式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的科学性,从不同层面与不同角度去考察,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与感受.本文从检验标准系统的递进思维、"三大规律"的共性贯通思维、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思维等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的科学性特征.     

略论罗尔斯国家正义理论——一种基于应然"公"倾向的国家设计

罗尔斯的国家理论区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强调国家要实现正义.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平、公正、公益的实现.罗尔斯的国家正义理论追求的正是公平、公正和公益.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不管是在作为国家正义背景环境的秩序良好社会中,还是在国家正义的内涵、通往国家正义的道路的设计中,他的国家理论总有公的影子在时隐时现.然而,他这种公的追求仅是停留在应然层面上的形而上追求,并不能改变他的理论在实然层面上滑向维护私的一端.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

中国哲学中的"和",包含"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实生物"等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中的"和"都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分别代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不是只讲"融合"这一种方式."和"本身就是多样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将"和"的思维运用于事事物物,就可得到各种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既包含"求同存异"的解决方式,也包含"保存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增损对立面"的解决方式、"拒斥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在矛盾双方此消彼长时不偏倚彼此"的解决方式、"双方同归于尽"的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矛盾解决方式","和"都可以容纳,因为这正是"和"之本义所在.     

中华民族的统一信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历史上生活在我国疆域内、属于中央统辖下的各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内部的地方性政权。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在统一观念的主导下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大融合、大一统的历史。自秦统一后的2200年间,中国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时间占2/3以上。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对峙、国家分裂之后,最终的结局仍是民族大融合与新的空前大统一国家的出现。中国战争史的主流是谋求统一的战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发展上的连续性,为世界所仅见,就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统一相辅相成。可以说,国家统一的理念是中华民族的与生俱来的“胎记”,是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论中国哲学没有"功利主义"——兼论"大利主义"不是"功利主义"

梁启超、冯友兰、韦政通、朱伯崑、田浩诸大家,均误认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功利主义"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哲学家根本不倡导"西式功利主义":他们不主张以"义"为手段,不主张以"动机"为手段,不主张以"利他"为手段,不主张以"利物"为手段."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这才是中国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坐标.中国哲学讲功利,但必把群体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个人功利的位置上,亦必把天地万物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人类功利的位置上;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立足"宇宙背景"谈"功利",优先考虑"天地之利"或"大利".这就是所谓"大利主义"."大"是中国哲学考量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撤掉这个"宇宙背景",则中国哲学失其为"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失其为"中国思想"、中国学问失其为"中国学问"矣."大利主义"完全不可用"西式功利主义"去解读.     

先秦儒墨道法有关国家政治体制诉求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各自提出了有关国家政治体制的观点主张,其共同点是期望全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最终由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构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理论,对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历史的形成和延续,作出了政治文化传统上的贡献。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把"真正共同体"描绘为摆脱了劳动异化和利益冲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对市民社会物质利益共同体、国家虚假共同体的扬弃与超越,其形成基础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物质利益的所谓普世伦理或准宗教信仰,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断定:拥有共同利益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核心纽带;调控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是虚假共同体的出场语境;消解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是"真正共同体"的实现路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进路。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     

论道家思想在建设“美丽湖北”中的现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十八大报告为"美丽湖北"建设指明了方向,建设"美丽湖北",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顺应思想、"无为而治"的治理思想、"物我两忘"的超越思想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美丽湖北"的目标中凸显出了积极的价值,为建设"美丽湖北"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借鉴价值。     

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是国家统治根基牢固的基础,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方略和天人感应的治国理念使汉武帝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理想成为可能。经董仲舒整合强化之后的儒学体系,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渗透到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之中,积淀内化于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以统一的文化力量构筑起了中国皇权王朝的执政根本。本文通过简要探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大义以及这套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立足与发展,简述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一国两制”是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必由之路

"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为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而提出的科学构想,其涵义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保留两岸原来社会制度的途径实现国家统一,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长期共存,台港澳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这一构想先后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