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矿产刑法规范的若干检讨

世界主要国家都以特别刑法模式对矿产资源的刑事规范给予了制度化,并确立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法益;这对我国调整刑法结构,确立经济刑法的理念提供了有利参考;国外矿产刑事制度中的资格刑、无过错刑事责任制度也为我国在该领域奠定了立法创新的基础。非法采矿设备的刑事处置、日益严重的战略资源走私、资源与环境紧密结合的自然特点等现象为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构筑了新视角。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市民社会视域中的现代刑法理念

市民社会的兴起对于法治精神的旌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适时地调整法律理念,并使之与市民社会相适应。作为法治系统中的刑事法治也必须针对市民社会带来的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在观念上主要是指刑法理念的转变。在市民社会语境中,刑法应当体现三大理念,即契约刑法、社会刑法和人文刑法。契约刑法,为现代刑法找寻到了正当性依据;社会刑法为实现国家对秩序的维持和再生提供了现实性的保障;人文刑法为型塑刑法的品格导引出了价值准则。     

论刑法规范的逻辑结构

本文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在纵向上有调整性规范、保护性规范二个层次要素;在横向上有假定与处理要素。刑法规范,就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纵向要素而言,是保护性规范中的责任性规范;从横向要素来说,是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裁判规则。刑法规范属命令性规范。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适用刑法规范应当考量的非形式性价值因素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做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适用刑法规范除从形式上认定其符合性外,还应当将刑法规范所蕴含的立法目的、社会普遍认同情理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等非形式性因素置于刑法体系当中进行考量。     

我国空白刑法规范的类型化研究

空白刑法规范以"犯罪构成该当性""参照性规范"为判断标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依据是否有明确的参照性规范,可分为典型与非典型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发挥的不同作用,将典型空白刑法规范分为完全与部分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的效力等级,可分为高位阶、低位阶与混合位阶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内容的明确性,可分为双重与单一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是否符合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可分为规范与冲突空白刑法规范。空白刑法规范因违反民主法治原则、法律专属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而不尊重罪刑法定;因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而不利于法治统一;因违反刑法的谦抑性而不符合人权保障。因此要通过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和合宪性审查程序来矫正违宪违法的空白刑法规范。     

刑法解释的诠释学论说——刑法解释的构成解读

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是一个诠释性的概念,是指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刑法解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两者不可缺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刑事法治和司法实践的要求,而刑法解释的可能性,则是司法运作和实现法治的基础。     

刑法裁判规范之品性——基于司法实践建构的视野

刑法裁判规范作为以裁判行为为载体的规范形态,是司法过程中基于刑法文本规范与具体个案事实之间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实践性规范,其突出的品性就是实践建构性。即是在被事实解构的规范与被规范结构的事实互动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在制定法法源与非制定法法源的对垒博弈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在裁判普适性与裁判个别化的往返流转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刑法裁判规范这一品格特点,为刑事裁判在能动与克制之间达成平衡奠定了的运作基础。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刑法规范谦抑原则的根据

作为一项重要的刑法规范配置原则,谦抑原则的根据包括四个方面:刑法法律地位的决定、刑法人道化的要求、刑法有限性的使然与刑法经济性的体现。     

刑法规范定义之检讨

在刑法学著述中论及刑法规范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然而,中外刑法学者对其定义的认识普遍存在分歧。有关分歧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刑法规范的归属,如何处理其定义中的种差以及如何理解其定义的数量。其实,从逻辑上看,应当承认:刑法规范可以有多种归属,但把其归属于法律规范也许更为可取;如果这样,只要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特殊性都可以在其定义中担当种差;相应地,其定义在数量上可以有多种。     

试论中国法治语境下犯罪本质的理论选择——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我国的犯罪本质理论研究应当在中国法治的语境中进行，并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对刑法学提出的突出问题。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在社会政治论域中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无法适应法治的要求；法益侵害说也不符合中国法治的实际；犯罪本质的规范违反说才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有关犯罪本质的理论。     

论刑事推定的适用——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物品罪为例

刑事推定体现了经验法则与逻辑理性、利益衡平与诉讼效率以及法律强制与自由裁量等价值和意义。推定的适用包括表见成立和反驳两个环节,分别有其条件和法律效果。同时,应正视推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应有所规制。我国《刑法》对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做了特别规定,即在认定该罪名时存在法律推定的适用问题,适用范围仅指对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来源和用途非法的推定。     

伪证罪法益及其构成要件的法益解释

在我国刑法立法上,伪证罪的法益已经从公民人身权利向国家司法利益转变。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复杂法益说”观点是旧刑法“人身权利说”的变种。伪证罪侵害的具体法益应当理解为“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据此,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主体要件方面,将被害人解释为伪证罪的主体有其实质合理性,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伪证罪的主体。担任言词证据记录工作的人故意做虚假记录的应当构成伪证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刑法对伪证罪设定的目的要求并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需要;在客观要件方面,关于伪证行为中“虚假”的认定,“客观说”更符合伪证罪的保护法益,刑法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内容。     

当前法制建设工作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 ,如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 ;法实施中的不依法行政和司法不公、效率低下 ;监督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力度、缺乏法制保障 ;不良法制实践行为对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消极影响等。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工作 ,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辨明析理等。通过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以及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从而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为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论刑事法上的“选择确定”

选择确定与罪疑唯轻、法条竞合、无罪推定有着本质的区别,选择确定的适用前提是罪名间具有法定的择一关系.选择确定规则的功能有两项:一是使裁判者在遵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根据刑法规范对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评价;二是贯彻刑法保障刑事被告正当权益的功能.如果罪名间不具有犯罪阶层的包容关系,且当罪名间具有"法伦理上和心理上的可比较性"及"不法核心的同一性"时,裁判者有权根据选择确定理论作出有罪判决.选择确定规则在刑事程序法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犯罪行为涉及罪名的构成要件间属选择确定关系,应当允许公诉方进行选择起诉.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的主要成因在于法需要有正义的进入 ,需要以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以导引法和法治在其基本路向上达致比较理想的境况 ,使社会主体从法律秩序中获取正当利益。而法一经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其本身转化为法律正义 ,法的规格和精神品格便也因之而升华。正义是检视或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无以阙失的标准。正义之中包含大量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规范。在法中摒弃或作贱正义 ,便会使法沦为恶法或劣法。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变革的经常性力量。正义也是法之阙失的一个重要弥补力量。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重建置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 ,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 ,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也需要注重形成和实施合乎理性的补偿制度和处罚制度。法律正义的实现 ,在中国与法治国家建设有着无可阻碍的关联 ,这种关联首先渊源于法和正义的天然联系。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正义之治 ,就是以充分体现正义的良法美制所实行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