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和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探索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在防治腐败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然而，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处于转轨时期，反腐败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立足基本国情，与时俱进，在充分借鉴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反腐败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更加完备的反腐败模式。     

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博弈过程，腐败与反腐败虽然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来找到一般规律。腐败的成本按照“经济人”原理可以分为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和道德成本，通过分析腐败的成本可以探究腐败的戍因，找到遏制腐败的方法。反腐败是政府进行的重要活动，反腐败的成本属于政府成本的内容，通过分析反腐败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确定了反腐败斗争要在政治意识上高度重视、运行中经济节约和社会影响上一分为二的方法。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反腐败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潮流与共识。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还存在一些亟需研究和改进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高官腐败犯罪、腐败犯罪的刑事推定、腐败犯罪的异地审判、性贿赂应否犯罪化、腐败犯罪人员的境外追逃和腐败犯罪外移资产的追回等重大现实刑事法治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对其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可以成为促成反腐败刑事法治进步的重要契机。     

对美加廉政建设的直观认识

2007年，我们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对两国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体制机制制度及措施办法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印象较深的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加社会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制度比较健全，官员有贪腐之心，也不容易顺利实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反腐败立法缺乏系统性,中国已经签署并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推动我国反腐败理念的转变,并推进相关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着重借鉴《公约》中关于腐败犯罪涵义的定位,案件管辖权的划分,犯罪侦查新理念以及预防腐败的相关规定,制定出一部集反腐、防腐于一体的反腐败法律。     

反腐败的法律思考

腐败现象一直是我国社会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呈现出新的特点：分布和蔓延范围更广，牵涉到的领域更广，跨国腐败案件日益增多等。这些新特点的出现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艰难。本文主要研究国家工作人员腐败。丈中对腐败的现象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对我国目前国内腐败做了简要介绍，并对国外廉政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措施作了介绍，借鉴这些廉政国家的反腐败法律经验，对我国反腐败提出些许建议，以期从法律上更好地预防和控制腐败行为。     

加大资产追回力度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

6月26日至28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在中国大连隆重召开。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检察长、司法部长、监察部长、反贪局长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反腐败领域专家学者400多名代表围绕资产追回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反对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6年前，顺应各国人民对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加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共同期盼，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在中国北京应运而生。6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国际性反腐败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始终秉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宗旨，积极推动反腐败互信合作机制建设，已成为一个分享工作经验、．服务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腐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腐实践，全党逐步认识到：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关于腐败问题的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古代反腐败制度的历史回顾和对外国反腐败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腐败现象无法杜绝，但可以通过实施一些具体措施如思想教育、体制监督、法律约束等制度建设来减少或预防腐败的发生。     

试论反腐败中的洗钱控制

腐败和洗钱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毒瘤，当腐败和洗钱相互勾结起来，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就更难防范和控制。必须控制洗钱打击腐败现象，促进控制洗钱和反腐败的机制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洗钱立法的现实考察

当今世界腐败犯罪猖獗，洗钱已成为维护腐败的重要手段，反腐败必须反洗腐败必须反洗钱，反洗钱就是在反腐败。为了遏制世界范围内猖獗的腐败犯罪势头，130多个国家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久中国亦已签字加入并表决通过批准该《公约扎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梳理了中国现行的反洗钱立法体系，指出了中国在反洗钱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言。     

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

改革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必将更加科学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预防和治理集体腐败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治理日益严重的集体腐败,当前有必要借鉴包括北欧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腐工作的一些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经验,并相应地将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从传统的惩前毖后,逐渐地进化和发展为以预防和惩罚并重,并最后发展为以预防为主的预防模式。互联网由于其特有的自动识别、自动联动和自动报警功能,可以更大规模地用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特别是用于预防和治理集体腐败的工作当中。     

国家预防腐败局：如何预防腐败

腐败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由腐败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让人触目惊心，因此我们必须要反腐败。但如果说把腐败比喻成社会的一大毒瘤，虽然加大反腐败力度可以不断地清除社会毒瘤，但是即便毒瘤被清除，毒瘤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是难以弥补的。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在这种社会“毒瘤”形成之前就把它“扼杀”掉呢？     

刍议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建设

面对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在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构建专业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反腐败预警机制，并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以有效减少各级党员干部在执行公务或日常生活中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是值得认真思索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着力四个强化 提升反腐实效

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部署，这对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这一重大改革措施，我们必须努力破解体制困境，消除机制障碍，整合监督力量，提升反腐实效，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是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基本保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此,我国应完善反腐败的国内刑事法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立法和合作措施,建立与该公约相衔接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以满足我国反腐败实践的迫切需要。     

反腐败的战略重心与官员财产公示

面对制度性、社会性腐败现状,中国的反腐败战略重心要从惩治贪官转向预防腐败。就反腐败的整体成效而言,预防比惩治更为重要。官员财产公示是预防腐败的指标性措施,但是这项制度在中国正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面对过去30年积累的腐败重负,适度宽赦是国人无奈的选择。预防为主的反腐败战略观可以为打破官员财产公示僵局提供思路,而自愿公示、抽选公示、晋级公示可以作为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进路。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2010年12月）目录 前言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二、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 三、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四、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 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 六、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 七、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八、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