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探析——以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典型地区为例

利益表达是社会成员向社会管理者表达自身合理利益要求的行为.在我国,大众媒介作为舆论喉舌,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对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表达具有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因此,大众媒介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弱势群体通过大众媒介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即媒介表达,对于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典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表达调查显示,这一群体的媒介表达状况不容乐观,因此需要政府、大众传播媒介、新生代农民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以便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

弱势群体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存在利益表达意识缺乏、利益表达渠道不健全、利益表达方式不合理等诸多缺陷，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很好的表达。对此，应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拓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同时注重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知识精英的利益表达作用。     

论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表达主体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纠纷和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我国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体制外,其利益表达能力低下,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利益的代表性、表达的组织性。通过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能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缓和甚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当前群体性事件激增的诱因分析及化解机制思考

当前群体性事件激增的诱因集中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弱势群体经济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民情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不通、干群关系紧张、处置方法失当等方面。因此，应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加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机制建设，构建对权力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及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调节财富分配的社会机制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强化问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初动状态，把事件的危害性控制在最低限度。     

沉与浮: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及其突破

弱势群体在相关利益问题上缺乏表达,或者是低效表达、无效表达,导致弱势群体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的沉没,这不利于实现社会公正,推进科学决策,建设和谐社会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政府应着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弱势群体应着力提高利益表达能力,大众传媒应着力增加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上的作为,以使沉没的声音浮起。     

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与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

城市弱势群体在政治上无法拥有与其他群体相等的政治资源,加上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无法使自己的声音让党、国家和社会听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完善和改革相关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城市弱势群体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更好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确保弱势群体更好地参与公共决策

在决策实践中，公正性容易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强势集团所左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容易被忽视。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如果弱势群体的决策诉求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参与机制来表达，不仅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还会使广大弱势群体产生挫折感、不满感，会使小摩擦、小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与冲突性矛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构建不同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的落脚点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而利益是人们最敏感的神经,如果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过度,就会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在市场体制内部形成利益协调机制时,更多地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应该成为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的落脚点.为此,要赋予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要在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之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同时还要使弱势群体拥有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渠道和途径.     

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与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

城市弱势群体在政治上无法拥有与其他群体相等的政治资源,加上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无法使自己的声音让党、国家和社会听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完善和改革相关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城市弱势群体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更好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转型时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发挥

利益表达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常常受阻,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优越性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为此,本文提出了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发挥的若干途径。     

论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具有双重功能,即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社会群众的利益代表功能和协助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政治参与中的双重功能,是新世纪参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构建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通过这些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可以看到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争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科学分析公民参与中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探求高效的解决之道,这不但是加快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村民自治制度中的农村妇女参与

农村妇女参与的实现与扩大不仅有赖于政权的现代化,有赖于政党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有赖于传统性别文化的破除与妇女群众主体参与意识的培养.为此,必须赋予农村妇女以真实的和个体的主体性,建构一个"横向"的妇女力量整合机制,使农村妇女能够参与到党和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建立起国家与农村妇女的纵向联系.同时农村妇联组织在代表女性整体利益的政治沟通过程中也必须注重整合分散的妇女权力资源,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实现农村妇女参与的草根化发展走向.     

有关妇女参政积极措施的法律和政策回顾研究

文章回顾了中国促进妇女参政的积极措施的历史发展,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妇女自身四个方面,对中国有关妇女参政积极措施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完善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对策建议。     

公民意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生变量

公民意识是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权利责任、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观念,它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在要素与一种非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的萌发与觉醒推动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展开,公民意识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水平与效果,而培育和完善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则需要社会从破治制度、组织结构、...     

从群众政治运动到公民政治参与——党执政以来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转换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历经了群众运动、不搞运动和公民政治参与三个历史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走势，从自上而下的动员“群众”到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从运动性的“大民主”走向建设性的有序参与，从突击式的民主“跃进”走向稳步推进的民主建设，从行政主体的“权力操控”走向官民互动的“民主恳谈”。外部压力与内生动力、技术推力与精神动力的有机整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公民政治参与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实现,和公民政治参与息息相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公民各项权利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规范公民政治参与,促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促进党的执政能力;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实现公民的各项权利。     

问题与消解:科学发展观视野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无论是在参与能力和意愿方面,还是在参与的途径和影响方面,均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政治参与培训、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农民利益表达的信息传输、农村公共管理伦理建设以及营造良序的农村文化氛围等方面来积极应对、有效解决。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依赖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利益诉求、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体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要不断加强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的研究。     

县域政治系统的政策制定:政府主导输入与公民政治参与--兼论丘北县的民族政策输入机制

县域政治系统是县域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的系统,在县域政治系统的政策议程中,政策输入具有政府主导输入的特征.政府主导输入强化了公共问题的政治系统的体认和意志,而忽视了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导致了县域公民政治参与的缺乏和不足,因此,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县域科学、民主决策的需要,而且也是县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