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扩大化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限、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扩大立法,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了解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的权利。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实体正义舜口程序正义。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案件的实体公正；控辩平衡；保障律师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很大的进步之处，但是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风险大等问题。应当从法律上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论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诉讼防御权的强化

控辩平等要求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防御权。为此首先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保障制度；其次应当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特殊，也为了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并强化律师帮助权必不可少。具体包括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交流权、律师阅卷权和律师调查取证权；最后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及相关保障机制。     

浅析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侦查阶段律师应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未得到有效的实现,需要在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权探微

自《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原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为调查权。因涉及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启动调查程序的差异,移送审查提诉仅能以职务犯罪调查为前提。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启动均存在适用留置措施以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其性质上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极为类似,而原《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权适用条件不复存在。在监察调查程序实施的精细化阶段,立法应有条件地赋予公职律师或其他主体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有限的法律帮助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或其他主体应明确刑事诉讼辩护人职责本位以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反思与祛魅——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问题的根源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主流理念存在工具主义法律价值观,认为打击犯罪高于保障人权,公诉人地位高于辩护律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均倾向于限制辩护律师的权利;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得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律师自身素质也制约了其在刑事辩护领域的发展.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法律应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讯问到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全国农村医疗救助现状、问题与对策

医疗救助属于社会救助的范畴,医疗救助对象是符合条件的五保户、特困户和其他贫困群众。各地民政部门通过农村医疗救助基线调查发现,在农村2542万（其中,五保户570万,特困户1972万）“不救不活”的特殊困难人口中,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比例平均为49．8％。在因病、因残致贫人员中,得大病人数,其比例为3％至15％左右。目前,全国有1501个县开展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的农村医疗救助模式。针对目前农村医疗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今后农村医疗救助应逐步形成在推进中规范,在规范中推进的良性机制。     

商标侵权纠纷中市场开办者的责任认定

市场开办者法律责任的认定不仅关系到商标权的保护,更关系到商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然而,商标侵权纠纷中市场开办者的责任如何认定我国法律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何处理此类案件理论及实务界均存在争议。本文在收集我国法院已经做出的部分判决的基础上,通过评析既有判决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评介、借鉴美国等主要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实践,提出我国商标侵权纠纷认定市场开办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及具体的认定标准。     

心理学在监狱警察心理帮助中的具体应用

监狱人民警察高压力的工作性质，使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的警察个体比其他职业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而目前，我国监狱警察获得的支持和关怀远远低于其自身需要，国内有关监狱警察职业压力和心理帮助的研究也并不多，而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狱警察心理帮助系统，就必须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     

警察职业生涯管理的调查与分析

警察的职业生涯管理一方面表现为个人规划意识不强、职业发展定位不明确,另一方面表现为公安机关及其领导对警察职业发展的管理机制缺位.针对这些问题,运用职业生涯相关理论,提出了警察职业生涯锚的构想以及在职业生涯发展中提供组织帮助的方法,实现警察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目标的协调与统一.     

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若干问题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不足。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需要调整和转变观念；要以低保制度为基础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要推进全方位的组织创新，致力于重建针对救助对象的组织支持体系；要致力于社会互助机制的建设；推进立法和促进参与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保障。     

见危不救犯罪化刍议

见危不救的犯罪化需要解决三个问题:见危不救应否犯罪化、见危不救能否犯罪化和见危不救如何犯罪化。从其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来看,见危不救应该犯罪化;从法律对道德的强制角度看,见危不救能够犯罪化;见危不救的犯罪化,要从主体、对象、主观等方面严格限制其成立要件,并规定较为轻缓的刑罚。     

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认同

社区矫正是以人道为内在价值的非监禁刑的非刑罚化的处遇方式,非刑罚化是其基本属性,助人自助是其应有功能。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任务,应以推动刑事法治建设和自身的技术性建构为重点。在社会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应着力培育公众的认同,通过评估和意愿建立矫正关系,防止公众和犯罪人的刑法规范意识的异化。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司法救助是将社会救助的理念引入司法领域。国外已经有部分国家制定了“被害人补偿法”或相关法规。我国构建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遵循以下五项原则:弘扬正义,救助与损害相适应,有条件获得救助,以赔偿为主、救助为辅,政府为主、多方援助。     

试析警察救助行为

警察救助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警察行政行为,是随着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从法理角度厘清警察救助行为,正确认定警察救助特征、原则,对警察严格执法、执法为民影响重大。警察救助应否定非职权救助,以更好地体现警察职能,发挥警察组织这一公共资源的最大效用,实现公平、正义,推进依法行政。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基础

团结互助是集体主义精神的灵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基础。当代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意识强烈,人际关系的挫折感较强。应教育青少年建立良性互动的人际交往,培育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