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儒家政治伦理的潜在局限性及对我国官僚文化的影响

儒家政治伦理,是儒家德性伦理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延伸,其主要主张是通过修身达致德治及天下太平的理想政治状态。以现代政治哲学及现代基本政治价值为参照系,可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潜在局限性。因此,儒家政治伦理理想虽然对我国官僚制提供重要的价值支撑,但其内在缺陷亦被同时带入官僚制度,并在官僚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对这一点的清醒了解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官僚制的特点及去向的认识。     

浅议提升中国政府执行力与发挥官僚制优势

当前,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组织结构问题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现代官僚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发挥官僚制的优势,构建我国现代行政组织体制。     

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修缮还是革命？

尽管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 ,官僚制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和人的异化造成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构造上二者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 ,而并非对官僚制的“彻底革命” ,因为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 ,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 ,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模式。     

公共组织模式的现象学重构

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机构的官僚制度虽然是现代社会在形式方面高度合理的组织模式,却因非人格化的内在特征而持续遭到人们的批评。哲学层面的反思不仅能展现官僚制度重大缺陷的深度,还有助于在不同的根基上建构公共组织的替代性模式。本研究尝试从现象学的进路对公共组织的官僚制模式进行批判和重构。研究发现,匿名性的增长一方面是公共组织个体结构得以形成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是阻碍成员理解和反思组织实践的根本原因。未来公共组织应该从道德上拒绝容纳富余匿名性的官僚制度,并最终导向将匿名性限制在维持组织个体结构之最低限度之内的社会协同型模式。该模式要求以临时项目组为基本单元,打破典型官僚组织的固定职权体系,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理解和探索组织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引。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论合作制组织中的行为选择

组织是现代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途径,人的几乎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必须通过组织去加以实现。但是,官僚制组织只是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开展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后,官僚制组织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以至于我们需要去构想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去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压抑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选择的做法会把整个社会拖入到风险状态之中。因而,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是指向人的行为选择自主性的,相信作为合作制组织成员的人在自主性的行为选择中可以获得更强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能力。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将是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类型。     

反思官僚制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整个20世纪乃至久远的未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官僚制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科学地反思官僚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