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风险视域下的避责行为：要素、情境及逻辑

避责和特定结构及制度环境中责任风险的分布状态密切相关,是官员在履责过程中基于具体工作情境规避责任风险的行为。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通过对责任风险内涵的解读洞悉了官员避责的动机。但在不同政治场域和工作场景下,官员对责任风险的认知不尽相同,这使得通过前述研究解读避责行为时仍然具有一定模糊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弄清以下问题:官员履责过程中为何同时存在着避责的取向?避责行为及其复杂性同责任风险之间有何逻辑关联?论文提出责任政府视角下官员履责面临的三个冲突,即履责要求的封闭性与责任风险的多样性之间的冲突、履责路径的单向性与行动情境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履责实践的同一性与责任风险的差异性之间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对避责行为进行初步分析。随后,采用案例分析方式,剖析广东省F市官员避责的个案,呈现具体情境下责任风险与避责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通过前述探讨,研究可以进一步厘清官员避责的逻辑,同时,也可以为接续研究提供思考空间。     

对官员考核制度变革的思考

官员考核制度错位的“指挥棒效应”造成大量官员的行政行为偏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而官员考核制度原则性标准的错位则发端于政府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因此,引导官员行政行为走上正轨的关键在于官员考核制度的变革,而官员考核制度变革的必然途径则是政府责任体系的重构。     

试论政府归入权

官员经商极易滋生官员腐败现象,如何根治官员经商这个毒瘤,不但是理论界的重大课题,而且是实务界的重大课题。本文笔者认为,单纯通过课以官员禁止经商义务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课以官员禁止经商义务同时,预先设定好违反此项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笔者主张借鉴民商法上的归入权理论,设计政府归入权制度,将官员违法经商所得收归国家所有。     

『道歉』聚议

近年来，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又一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有关官员道歉的新闻见诸报端的频率不断增加，似乎已经成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大热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许，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与道歉相比，人们更期待官员的问责与问题的解决。因此，新一届政府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完善问责程序，公开问责过程，明确问责主体和对象，切实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营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浓厚氛围；同时，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加快领导失察问责制的推行，落实党政一把手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我们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我们坚信，这是比单纯的官员道歉更重要的。     

朱元璋三招抓吏治

地方官员玩弄职权、推诿责任、贪污腐败,是每个封建王朝中央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象,明朝也不例外。那么,明太祖朱元璋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电视问政”要的不仅是收视率

“电视问政”源自某电视台的一档直播节目，其形式是让普通民众当场质问政府官员关于社会安全、食品安全等关乎民生的问题。官民同处演播厅，暗访短片挑政府管理“弊病”，群众做“考官”当面质疑，主持人犀利发问，官员现场解答评议代表、热线电话、暗访短片提出的问题，群众代表根据责任部门的回答打分，     

对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的反思

我国目前实施的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就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在行政伦理及制度化上对其进行反思,力求找到促进问责制完善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生态环境及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     

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其表现为不动产登记机关呈分散状态 ,且对登记机关无责任约束、登记官员素质低、收费高等重大缺陷。结合我国目前实际 ,应当以原土地登记部门为基础 ,在土地管理部门内部建立起统一规范的不动产登记局 ,配备同质化的登记官员 ,严格登记机关的责任。我国还应建立不动产资料信息公开制度     

论自媒体对官员监督的正当性

自媒体传承并发展了传统媒体的样态和功能,已成为公民对官员进行监督的手段。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为其对官员进行监督提供了正当性支撑。世界各国为了对官员进行控制实施了法律以外的标准,使官员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在这一方面自媒体较之于传统监督措施有天然的优势。     

中国法制焦点

⊙中纪委:处理三鹿案党政官员中纪委监察部昨日表示,已对一批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党政官员做出处理。本次处理的人员共有8人,其中农业部总经济师张玉香为副部级,其余7人则为厅局级干部,被处理人涉及质检总局、农业部、卫     

温州问责“民告官”败诉官员受处分

对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追究官员责任,浙江省温州市在国内首开先河,首批12名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重典之下是地方政府期望的依法行政和执行力的提升,但民间也担忧会滋生更多干预司法的行政行为。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目前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转变问责的模式,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是关键。     

官员问责：秦律的规范及其评析

法家关于官员问责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此理论指导下,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官员问责制度。秦律中关于官吏责任的认定,官吏问责的处理都有具体、详密的规定。秦代官员问责的理论和制度具有颇多合理因素,在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的地位,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当代官员问责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秦代官员问责只是对君主和朝廷负责,没有向民众负责的理念和制度,因此,秦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府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我国古代言谏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设置的言谏官员主要有谏议大夫、散骑常侍、给事中、起居郎、补阙和拾遗等。言谏官员的选任有着完备的选拔条件、标准和选任方式,其职权与责任主要为入阁议政、讽谏君主过失、风闻奏事等。     

透视“官场风水学”

近年来,一些官员信奉风水愈演愈烈,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乃官员最基本的责任。同样,为官一任碌碌无为,或者总要些歪门邪道的＂把式＂,就需要相关部门启动问责制,对那些丧失崇高的理想信念,挥霍纳税人钱财的昏官、庸官要有力地问责,触犯刑律的理应依法制裁,绝不姑息迁就。民众只赋予了官员执政为民的权力,并没有给他浪费公款孝敬心中＂鬼神＂的荒唐权利。     

电子政务时代政府官员需要具备的观念

全面发展电子政务需要我国政府官员具备如下观念:政务公开、官民平等、参与和民主、廉洁、服务、注重责任等。从根本上说,官员们必须放弃残存的掠夺(腐败)观念,具备交易观念。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对各级官员提出了上述观念上的要求,而且也为上述观念的贯彻和落实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条件。因此,电子政务对于观念转变的要求是自我实施的。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武汉中院:“治庸问责”助推法院科学发展

2011年3月起,武汉市委、市政府为治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问题,在全市党政、市直机关掀起一股"责任风暴"。风暴席卷之处,500多名干部被问责,14个部门作出整改承诺,16名官员面对电视镜头接受群众的发问。一段时间内,"治庸问责"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话题。     

邻避冲突在中国:问题与挑战

邻避冲突的“样板戏”正在中国巡演,并多呈现出“无规则互动”的特征.究其原因,包括项目决策机制缺失多多、参与式民主举步维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姗姗来迟、官员追责机制不完善、环保部门的不作为.邻避冲突提出了政府该如何维稳的挑战.改变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模式并进一步厘清权力和责任的边界、赋予民众更多参与本地治理的制度化机会、企业合规经营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