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犯罪的犯罪经济学分析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犯罪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都是得失关系和效用理性选择的结果,恐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综合分析该行为的成本收益之后才实施恐怖犯罪的。恐怖犯罪的成本包括：时间机会成本;惩罚成本;物质成本。恐怖犯罪收益是指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在恐怖犯罪中,一般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犯罪人之所以选择恐怖．其根本原因就是恐怖主义可以得到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暴利”。     

从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谈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重在分析影响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各种因素 ,通过改变各种因素 ,增加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该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犯罪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而降低犯罪收益 ,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从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谈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理论重在分析影响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各种因素 ,通过改变各种因素 ,增加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该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犯罪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犯罪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就要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而降低犯罪收益 ,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期望效用理论是现实生活的决策基础吗?——基于前景理论的反思

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不确定下的决策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之上,但大量的行为或选择悖论却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人类行为并非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而是包含了对风险的规避;风险厌恶也并非是普遍定律,而是更为凸显损失厌恶;同一问题也并非有相同决策,而是受不同框架的影响;决策权重与概率也不同,存在非线性关系;心理买价和心理卖价也不同,存在明显的禀赋效应;人们的选择与其评价往往也不一致,会出现偏好逆转现象.基于这些悖论,卡尼曼等提出了前景理论,它比预期效用理论更贴近现实,也更有利于理解和解释现实行为.     

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以需求弹性理论为视角

在犯罪经济学中,需求弹性理论是一种运用需求弹性衡量犯罪对惩罚价格反应程度的理论。当前我国主要采取"从严从快"的刑事政策应对多发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惩罚价格处于较高水平,犯罪数量的增长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在需求弹性理论的分析下,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惩罚价格的反应由"缺乏弹性"逐步向"富有弹性"转变,彰显了"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威慑效用,但惩罚概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若未能进一步提高惩罚概率,将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将重陷"缺乏弹性"的困境。为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应坚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从严从快"的刑事政策,常态化推行专项打击行动,加强反诈宣传教育,以提升惩罚概率和减少犯罪供给。     

扒窃犯罪本益论

扒窃犯罪是扒窃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表现。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其犯罪收益有直接物质经济利益及心理满足。从犯罪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来控制、预防扒窃，应该严格公正执法，优化公检法职能机关对扒窃犯罪的诉讼价值；改变刑法对扒窃犯罪的惩罚标准，强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基本功能，优化刑罚效率等。     

浅论降低盗窃罪犯罪概率的犯罪成本加大策略

犯罪经济学是直接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问题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对犯罪成本和收益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控制犯罪行为对策的研究等。盗窃罪是常见罪和多发罪,对盗窃行为发生的犯罪成本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制定有效地打击盗窃罪的策略具有现实意义。     

论我国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未成年犯缓刑是针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刑罚制度,其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缓刑的理论基础包括刑罚个别化、刑罚谦抑性和教育刑等原则,应当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未成年犯缓刑制度予以完善。     

关于犯罪成本的几点思考

犯罪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犯罪问题上的所有损失、浪费、开支、花销的总和。犯罪成本研究是将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犯罪的研究过程中 ,对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动机、过程和结果进行经济学分析 ,从而得出关于人们守法与违法及惩罚的一般性结论。     

质疑与反思: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寻找质疑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新理由,应当结合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牵连犯作为刑法学范畴,与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在罪数理论的体系安排上均存在不协调之处。况且从现行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牵连犯的应用也屡屡受阻。刑法学界新近出现的一些观点,通过对牵连犯的概念进行有限的改造,试图维护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亦在逻辑论证和结论证成上存在诸多破绽。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实难在当下刑法学理论和刑法制度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探究

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大陆法系各国提出了各种学说,在我国也是各种学说林立。大陆法系出现了主观的未遂论、客观的未遂论和折中的未遂论的理论对立。客观的未遂论是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事实上是倾向于客观说的。客观主义未遂论有利于确立保障人权、公民本位和个人自由思想,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公民自由权利意识日益增长的现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理论再认定

我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于该政策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其基本内涵应是宽严之“济”,区别对待.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构,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修正和变革,同“严打”政策存在并存空间,也是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人道对死刑的诘难

对罪犯的人道是指对罪犯的宽容与同情。死刑之所以不人道,是因为它剥夺生命,使人因同情、怜悯被判死刑的人而产生不快与不忍。在公正、效益和人道三大刑罚价值中,人道是废除死刑的惟一理由,而公正是保留死刑的惟一理由。死刑存废的矛盾体现在公正与人道的矛盾上。     

论假释的基本功能与法律性质

假释制度是在主观主义刑法的理论背景下，出于克服自由刑的弊端和保障犯罪人人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基本功能是对犯罪人进行社会化改造。关于假释法律性质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恩惠说”和“罪犯权利说”，其中“罪犯权利说”更有利于假释基本功能的发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数罪并罚制度的实践难题及完善对策——来自浙江省金华地区的情况报告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适用的基本制度之一，也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当前数罪并罚制度在实践运作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即法院判决处理数罪时不并罚、少并罚的现象相当普遍；对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有同种数罪的是否实行并罚，存在分歧；普通犯罪与同类剐特殊犯罪并存时，数罪并罚难以切实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情形下对于犯罪人能否适用缓刑，看法不一；对数罪并罚案件中自首、立功等情节评价不一，做法参差不齐。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数罪并罚的要件。适当运用并罚的原则与方法。具体领会数罪并罚制度的本旨。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的惩罚

本文着重从法理的层面探讨刑事强制措施产生的重要依据，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所证明的对于关系人不利事实的一种相应惩罚，这种惩罚发生在司法侦查阶段。全面正确地认识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依据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承认刑事强制措施的惩罚性质能够为我国的立法实践和法制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