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西方国家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变革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以治道变革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目标是为了应付一系列政府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发达国家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变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水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提供的特殊公共产品，在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的政府改车过程中，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变革的背景、理论和实践的考察，提出对中国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相生还是相克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兴起的一种理论,其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新公共管理将政府角色定位为“掌舵者”、将公民当作顾客及提倡企业家式政府的批判。事实上,新公共服务的批判有曲解新公共管理或避开重点之嫌,首先,“服务而非掌舵”这一口号本身就存在矛盾;其次,反对新公共管理将公民当作顾客的理由并不充分;第三,对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企业家式政府的批判也不是非常有力的。这两种理论实质上是相生而非相克的关系。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新探索

市场模式作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种替代形式 ,是对新时代、新环境的一种适应与回应 ,是西方国家摆脱管理危机的一种尝试 ;其指导理论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 ;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私有化、公共服务的付费制、竞争与合同制、内部市场、分权与权力下放、自由化与放松管制等。     

论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新进展

公共管理理论是行政学研究的新发展和新范式。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具有市场取向和公共取向，可分为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两种相互联系的理论思路与改革模式。     

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的反思——基于不完全契约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至今仍方兴未艾，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公共服务市场化，在理论界继续占据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的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出现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失灵与公共服务逆市场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应用了不完全契约与交易成本理论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论假设入手，分析影响公共服务市场化绩效的相关因素，由于外部不利因素存在的可能性，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并不必然能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市场化改革模式能否取得良好绩效，关键取决于其理论假设能否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应对公共服务市场化失灵的策略必须紧紧结合其理论假设来思考。     

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走向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和发展的启示

中国公共服务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支撑。我国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移植而来的国外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此,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坚持明辨慎思的理论品格,在深刻洞察和理解的基础上,予以适度借鉴。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阈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政府"及"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也意味着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然而,无论是"新公共管理"及"整体政府"的"顾客",还是"新公共服务"的"公民",都属于一种"抽象的人",相关理论范式由于摒弃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立场出发,未来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将是完全负责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将占主导地位。立足于"现实人"的自由维度,澄明公共管理在特定时代的公共性思维和人的自由维度,是当代公共管理范式变革的内核所在。     

新公共管理：反思、批判与超越——兼评新公共服务理论

通过采用企业化政府的理念,新公共管理提高了效率,但也导致了公共性、公平、责任、价值诉求等公共管理价值的缺失.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原则和内容的介绍,说明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基础、价值选择、政府责任、公民精神方面不仅可以弥补和纠正新公共管理的偏颇,并可以替代新公共管理成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     

它山之石 如何攻玉？——从公共管理视角看中国知识精英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回顾了中国10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提出,东西方国家差别虽有,但这些差别并不足以用来论证东西方差别的本质性,也不足以支持东西方不能相互学习的结论。用东方还是西方作为思考和比较的基点,来审视国家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个合理的思维范式。过去被使用,不是因为它理论上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的方便性和情感性。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一方便性和情感性事实上负面影响了中国对外学习的过程,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从理论上给予修正。公共管理的学习和学科发展只有跳出了东方西方之争、最新和过去之争,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用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态度,审视学科建设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才能最大限度地从人类文明的成果中汲取必要的养分,辅助中华文明的成长和发展。     

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

公共管理学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其最初源头在政治学。所以,政治学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意义,犹如经济学对工商管理学的意义。但是,公共管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指导原则,因为,公共管理是一项独立的管理活动,其对象就是公共资源,其主体就是以政府为核心所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而其原则就是公共性、公正性和效益性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关键是要关注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创造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为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在3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确立公共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二是确立中国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三是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论公共利益及其本质属性

学术界关于公共利益是否存在的分歧,其关键在于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方式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再到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从他们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有关公共利益理念的影子。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理解公共利益的本质。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不仅仅体现在其抽象的客观性和社会共享性方面,而且还要具体体现在具有物质形态的公共产品的非排它性上。不论从管理者的立场看还是从公众的立场看,公共利益都是公共管理的核心。     

当代公共管理研究之法律维度

当代公共管理的根本诉求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维护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应为了实现效率和生产率价值而过多地或仅仅追寻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可以寻求另外一种公共管理模式,即法律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以开辟一条新的现实研究法。历史地看,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由于其行政权有不断扩张的倾向,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受损和公共利益被政府的自我利益所侵占等不良后果。因而,从法律维度考量当代公共管理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不但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需要从法律维度考察的公共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宪法渊源问题、公共管理的程序性正当和法律程序问题、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以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     

国家间公共政策的转移——概念、研究态势和理论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通过某种方式来参考其它国家的决策者在相似情况下的做法,包括正面经验和负面教训。这种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现象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在现实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和方式。论述分三个部分:首先,简述了政策转移的概念化过程,辨别了和其它相近概念的异同;其次,勾勒了本课题研究的多学科、多方法和多层次的态势,列举和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实例;最后,探讨了相关的理论生成的问题。通过对有关政策转移问题研究的回顾、分析和总结,强调了我国政策转移中大量转移实践和理论研究缺失之间的矛盾现象;提出了开展我国政策转移研究的必要性和关注点;旨在引起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学者对这一课题的重视,为公共政策有关的决策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一个观察、分析和决策的角度。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前沿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比较宏观和有持续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年70代末和80年代初兴起、到现在还在继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服务以及治理等前沿理论都与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或是在批判公共选择学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这几个理论相关又不尽相同,与西方思想界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反映着不同思想阵营和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达到能够相互替代的程度.它们的风行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也引起了层层涟漪和概念上的混淆.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西方政府绩效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

提高政府绩效始终是公共管理的目标之一。绩效评价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和手段,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而被引入到政府管理当中,并且成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绩效评价的方法、政府绩效评价的内外部环境及政府绩效评价的效应等方面,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公共部门借鉴了私人部门的绩效评价方法,但这也使它面临着某种质疑和批判。政府绩效评价的内外部环境,对政府的绩效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促进政府绩效评价的实施和执行,最终提高政府绩效评价的效应。主要从以上各个方面,对西方绩效评价研究的最新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以期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探析——以电话初装费政策调整和取消为案例

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个案。在该个案中,社会意见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讨论,并导致了政府对在公共讨论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对这一进程的发生及促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表明: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有三个重要关节点:民意表达、公共讨论、政府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充当了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的角色与功能。除了探讨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之外,对本个案中表现出的遗憾与局限也做了讨论。通过本个案研究,希望为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问题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与转型——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的反思及参鉴

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锋,作为"改革实验室"和"政策创新者",因其彻底性、持续性及成效性被誉为"改革的典范"。然而近年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提出了若干质疑,甚至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死亡"。本文在考察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实践模式的局限性及时代转换的压力两方面的批判性反思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公平"与"公共"价值已经失落?是"经济学帝国"的扩张?还是"新泰勒主义"的表现?亦或是随着改革主题的衰落,数字时代治理的来临。对这一改革的实践发掘和理论反思对于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换与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参鉴价值:首先,推进改革的政府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基础;公共部门改革的核心命题是转变理念,优化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能;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广大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深入互动;此外,改革需要尊重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