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从法治走向民主——公民民主气质的培育

民主是现代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本文通过分析公民独立的民主人格、公民社会的妥协意识、公民社会宽容理性以及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的基础,作者指出,公民的权利意识、现代社会的妥协宽容精神、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表达愿望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观念和价值上,必须在法治的层面上寻求坚实的基础,公民的个人和群体的民主气质才能得到生成和发展,只有法治才是公民民主气质生长的肥沃土壤。     

和谐，从法治走向民主——公民民主气质的培育

民主是现代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本文通过分析公民独立的民主人格、公民社会的妥协意识、公民社会宽容理性以及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的基础，作者指出，公民的权利意识、现代社会的妥协宽容精神、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表达愿望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观念和价值上，必须在法治的层面上寻求坚实的基础，公民的个人和群体的民主气质才能得到生成和发展，只有法治才是公民民主气质生长的肥沃土壤。     

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法治化建设的宪政意义在于它是电子民主时代公民参政权的重要展现。参政权作为宪法及法律规定的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于确认和保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及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和抑制权力滥用及其腐败。电子民主时代,网络参政拓宽了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公民参政权的实现变得切实可行。网络反腐法治化有利于公民参政权的落实,进而有力地推进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网络反腐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网民保护、信息公开,而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保护并激励网络举报人是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美国多元主义政体成因探析

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心的运作来体现的美国是典型的多元主义政体国家，这一强调个人和公民社会权利的政治体制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多元主义政体在美国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人们对纯粹民主政治可能导致弊端的担心以及美国利益多元化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了解美国政治本质特征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集会、游行、示威立法势在必行

1979年,以刑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上的一大飞跃,它确立了以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人身自由和人格的社会机制,宣告了一个肆意践踏公民人身权利的野蛮时代的结束。九年后的今天,公民对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要求正日益迫切,他们渴望社会为其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更多的机会、渠道,并真正享有宪法确认的各项民主权利。我国目前正在加紧制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是一个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法律。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长期以来,由于历     

浅析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

民主是法治的重要价值因素,虽然现代国家民主进程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各国依然选择以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路径。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在提出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发掘了较有新意的协商民主论,希望通过交往行为来达到一种和平稳定的社会状态。     

探析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各自局限性出发,来探讨怎样克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模式,从而达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民主之维中的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法理内涵之解读

村民自治是我国推行基层民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基层民主的建设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为了巩固和发展民主基础,推进公民民主权利实现,我国在2010年10月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规范现行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但村委会的规范化并不是村民自治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的全部回答,要真正从基层民主建设巩固民主国家政权、实现公民民主权利,应当从村民自治的本质出发,推进民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价值复归。     

和谐社会背景下公民表达权的实现路径

表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依法保障公民表达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以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对公民表达权的保护显得相对不足,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公民表达权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完善保障公民表达权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孙中山的行政法律观

孙中山的行政法律观在中国行政法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主要内容包括民政关系论、地方自治论与依法行政论。其民政关系论主张实行权能分治,以权制能,处理好民政关系,实行真正的民权;地方自治论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地方自治,以建立真正的民国;主张国家事务应该依法而行,政府行为也必须有法律的统一规范,官吏行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     

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是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处理宪法和民法关系的主要依据。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在于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从而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民法应当有自己的权利体系和确立原则。民法和宪法分别是调整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浅议

和谐社会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宪政价值

和谐社会乃宪政国家之基础。所谓和谐社会的宪政价值,即指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宪政国家建设的助动性和积极性。这种助动性和积极性集中体现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有助于宪政国家所必需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的形成。因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促使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与团结,就是要推动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就是要塑造公平与正义的公民文化,就是要构建规范、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机制。而所有这些,都是宪政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法、德民法典文风形成原因探悉——兼与滕毅先生商榷

滕毅先生的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对法、德民法典文风及其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但这种探讨有失偏颇。法、德两国民法典文风形成的原因除了可以从文化方面进行探究外,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法国民法典》文风形成与资产阶级争取城乡平民阶层、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当时法国法律职业的整体状况等诸多因素有关;而《德国民法典》文风形成则与“德意志国语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所导致的德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有密切联系。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应当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以发挥民法典的实际效用。     

法、德民法典文风形成原因探悉——兼与滕毅先生商榷

法、德两国民法典文风形成的原因除了可以从文化方面进行探究外,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法国民法典》文风形成与资产阶级争取城乡平民阶层、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当时法国法律职业的整体状况等诸多因素有关。而《德国民法典》文风形成则与“德意志国语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所导致的德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有密切联系。我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应当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以发挥民法典的实际效用。     

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法律冲突及调适

新闻自由是现代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手段日益先进,其社会影响也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对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变得更加容易,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和公民隐私保护的冲突也日趋明显.因此,应在结合二种权利的性质及具体国情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以优先保护隐私权为主,同时辅以个案利益权衡的方法来解决冲突.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从国家的视角看村委会选举的成本与效益

从国家的角度看，村民委员会选举作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选实验”，有其不容低估的政治、经济成本与收益。其成本既包括选举过程中正常耗费的人、财、物等经济性投入，也包括可能出现的乡镇权威的下降，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等政治性成本；其收益既包括激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降低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成本等经济性收益，也包括推动村委会成员素质的优化，推进党和国家民主化进程，促进农村民主型政治化的形成，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等，统而观之，现阶段村委会选举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并且随着村民自治的拓展其成本递减、收益递增，同时，应通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合法引导和弹性控制减少其成本，扩展其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