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受访者对食品安全“不满意”

正"2012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本年度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度最低。今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除了危害到消费者利益之外,更因为涉及知名品牌而引发了较大范围的信任危机食品安全问题仍然令人担忧。"2012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本年度,公众对于"家人身体状况"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社会治安状况",再次是"受教育条件",然后依次是"交通出行状况"、"工作环境"、"住房条件"、"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     

邹城市走活“四步棋” 市民素质升

近年来，山东省邹城市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以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契机，把推广普通话、强化文明礼仪教育、活化道德实践活动、深化城市精神教育作为载体，四措并举全面提升市民素质，在全市营造了“创文明邹城，做文明市民”的良好氛围。     

请看民意“风向标”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已逐步向实体经济扩散，对我省的影响也逐步显现。为准确把握海南公众对这场危机的看法，了解当前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需求，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最近在全省10个市县1660个家庭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近九成受访者对省委省政府的发展方向具有很高的支持率和认同度，对2008年为民办实事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对共克时艰，促进经济增长“有信心”——     

巩义“禁烟令”遭遇尴尬

近年来，一些城市为了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社会文明，纷纷出台了公共场所“禁烟令”，规定对违规者可以罚款等等。尽管初衷良好，但这些“禁烟令”大多难以执行，并且引发了一系列法理上的争议。本刊相关调查报道就以河南巩义市为样本，为读者朋友解析“禁烟令”的现实困境。     

“教育农民工”：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城市融入状况调查

对广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城市融入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这群青年教师无论在生活、就业还是身份认同上都与“农民工”无异。他们在户籍、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工作任务重、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教师职业权威被削弱，本文称之为“教育农民工”。调查还发现，现行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是导致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可从保障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劳动权利、社会权利、发展权利三方面入手改善其生存状况，促进其城市融入。     

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流程与路径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的提出，迫切要求我们建立完善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体系。从改进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科学设计公众满意度测评问卷、完善公众满意度测评数据信息采集和处理等方面完善地方政府教育公众满意度测评流程，从建立健全测评机制、充分发挥电子政务的优势、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路径来实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对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话语变迁

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视域，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度创设、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分别遵循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事实与价值的博弈以及观念与话语转换的政策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话语历经“政治话语主导”“专家与公众话语介入”“媒体话语推波助澜”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四个关键时期，表现出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未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优化路径包括：正视社会语境，全面考量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理念；关注话语联盟，引导建立教育减负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完善政策话语，借由“优势视角”优化政策文本表达。     

安不忘危 治不忘乱

每年一次的全国性公众安全感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的“安全感”正逐年递增，连续几年名列前茅，上海已被誉为“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能否“代表”

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的丰富思想内涵和巨大实践意义，为我们面向 21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和如何执政指明了方向。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怎样才能做到“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能否“代表”。这就是说，关键要看我们党能否准确地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践中真正系统地代表它们。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进性在…     

教育负担：不应从百姓口袋里“抢钱”

以人为本求发展，教育是起点公正的第一起跑线。然而在有着“重教”传统的亿万中国家庭，教育负担正成为一大心病。高等教育收费动辄数千元，基础教育“乱收费”层出不穷，再加上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教育负担正成为亿万家庭捂紧     

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有为”、“无为”与“不为”

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包揽一切。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的力量,共同推动城市发展。在“有为”、“无为”与“不为”之间,政府应把握合适尺度,处理好城市发展中当代与后代、规划与建设、形态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等几对关系。     

立足“桥头堡”浇灌“定根水”

众所周知，云南是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在昆明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全国各地都有在昆投资兴业的企业家，各类驻昆商会、协会增至358家，各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的驻昆异地商会210家，辐射7万多在昆经商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桥头堡”地位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特色凸显。     

“三制”激励代表履职尽责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阜康市城关镇人大采取“三制”措施，提高代表履职积极性。     

张颐武：清醒与自信——从网民的意见看“强国”

最近，有媒体进行了一次网上调查，主题是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已经是世界强国”，有80％的网友认为中国还够不上一个世界强国。而此前有欧洲媒体的调查显示，欧洲不少公众认为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     

谁来决定干部的“乌纱帽”

自2008年7月起，中组部就干部选拔任用等组织工作，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开展公众满意度首次大调查。     

从“边缘城市”到“城市边缘”:中国特色郊区化发展战略转型

在集中型城市化政策导向下，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快速集中，城市边界快速向郊区蔓延。但这种作为城市外部扩张结果的“郊区”更多是以一种过渡形态存在于城乡社会之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由中产阶层向“城市边缘”迁移形成的“生活化郊区”存在重要差异，其实质是城建思维主导的“边缘城市”发展模式。随着城市化步入成熟阶段，“边缘城市”型郊区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日趋凸显，人民追求低密度、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还需进一步得到满足。及时调整集中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关注和重视作为“城”“乡”社会“边缘”与“衔接处”的郊区，逐步将郊区发展的战略定位由“边缘城市”转向“城市边缘”,建设满足人民高品质需求的生活郊区，是未来中国城—郊社会健康发展的可行之路。     

“文化低保”也要“应保尽保”

长期以来，谈到文化发展繁荣，政府往往把目光放在文化改革创新、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壮大上，公众也认为文化享受、文化消费、文化依附仿佛都是“文化”人的事，常把文化弱势群体如农民、城市低收入居民、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等排斥在外。     

“90后”情操发展现状及教育启示

“90后”的成长与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共情操发展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的调查有利于正确地认知这一群体。调查发现，“90后”情操呈现一种积极的正向发展态势，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总体而言，女生情操发展优于男生；年级差异显著，且呈现随年级升高而逐渐下降的趋势；“90后”越是快乐，情操发展越好；压力越大，其情操发展越差；人际关系越好，其情操水平越高。这些结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教育启示。     

创新“两课”教育 深化“两课”改革

“两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高校“两课”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帮助大学生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可以粉碎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两课”教育创新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两课”教育中进行创新,就要在“两课”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大胆探索,充分实现“两课”教育的根本目的。     

公众对“两会”关注的变与不变

3月3日-3月14日，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公众的关注中胜利召开。公众对“两会”始终抱着高度的热情，这种关注是没有变的。而且，公众对“两会”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2009年就有90．6%的公众表示比往年更关注“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