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模糊概念与法官自由裁量

现实中,基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成文法又永远滞后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由此导致法律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脱节,甚至背离法律的价值目标.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容许法官扩展自由裁量权,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但目前我国法官的职业水准、技术理性与裁量合理性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就是裁量不自由的一面;而另一面,我国法官与西方国家法官相比又享有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官裁量要获得法律之内的真正自由,法官应具有独立、超然、理性的职业化本色,这也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境界".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刍议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检察官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适宜处理决定的法律处断权,具有刑事追诉性、法定性、独立性、程序性兼实体性、相对性等特征。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公正。在一定意义上,行政自由裁量权和法官自由裁量权都具有法外裁量的风格,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只能严格地在法律范围内行使。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应当完善的三个问题

一、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普法,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增强,与之相适应,人们对司法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要求司法公平、公正,体观出法律规范的公平、公正精神,因此,人们对现阶段法官在刑事司法中表现出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日益感到不安,因为有的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对特定犯罪人确定了悖于法律精神的裁判,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因而,对法定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已成为公众的热切希望;另一方面,修改后的刑事沂讼法赋予了法官更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它被滥用,有必要从实体法方面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拥有的一项权利,籍于多见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应当意识到禁止甚至否认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毫无意义的,如何消除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失范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关注的问题之一,要重视两点一是如何改良和提高包括良知修养在内的法官素质问题;二是如何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司法活动本身所需体现的公平正义应是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最高规格,要摒弃司法为权利的观念.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种案件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自由裁量问题。如何保证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遏制其滥用,是司法实践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属性 法律制度植根于社会之中。社会是法律的“母体”。一定的法律制度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离开社会基础的法律无异是“一纸空文”。透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生成与其他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一样拥有同样的基础:这就是社会对法律和司法的要求。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法律和为实施法律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以来,都有—个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因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是何种性质的司法制度,作为重要专政工具之一的司法机关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现实:即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实证分析

法官自由裁量权本身意味着法官必须在两个以上的合法答案中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局限于法律范围。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往往是法律之外的因素决定了法官的处理方案。而法官却可以通过判决书的书面方式进行掩饰。     

法律方法的司法价值——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说起

司法领域出现的“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现象,涉及到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从法律方法的视角观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为法官提供了思考和解决疑难案件的框架,但决定性环节仍需法官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裁判的获得成为一种民主公开的过程,一种分析说理的过程,从而也是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法律方法虽然不能保证法官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却能大大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这是法律方法在司法领域的最大价值,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本文指出一个在实践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判决的合理化说明有的时候会掩盖法官在自由裁量时的真实影响因素。本文探讨了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关系，以及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可能涉及到的思考因素，指出在判决的合理化说明中，法官需要合理地组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以上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会掩盖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判决的合理化说明并不一定会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从促进司法公正的视角谈媒体监督机制的构建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并一体遵行的基本法律准则。公开审判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新闻舆论的力量在宪政体制中一直被视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力量被对待。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基于新闻本身的特性 ,又对司法独立构成天然侵犯。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平衡 ,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价值准则。基于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媒体监督体制的构建必须以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司法权威为前提 ,做到客观、公正、准确。     

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意义与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查证据的权力越来越萎缩,给司法发现正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实,法院依据职权调查证据是法官自由评价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所必需的手段。在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以及规范取证方法等来保障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力并防止其权力滥用。     

略论司法权的限制

我国的法治传统积弱,公民的法律意识淡漠,大力推进法治,树立司法权威是当前十分迫切的需要。与此同时,充分认识司法权的有限性,防止因司法权的滥用而走向事物的反面同样也是确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即从法官权力的程序限制和其权力行使方式限制的角度出发,折射司法权的有限性,从而对我国司法权的定位进行一番梳理和自省。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反悔权利以及和解契约的拘束力问题等等     

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近几年来,在司法审判的推动下,我国的相关研究已经起步。文章分析了特别权力关系的内涵、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等,重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属于特别权力关系。     

高校行政侵权及法律救济探讨

法律规定的高校权利中的某些职权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主体,高校在招生录取、教育管理、颁发毕业证与授予学位证等过程中难免对相对方造成侵权。有侵权就有救济,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     

略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法庭在诉讼活动中自由勘酌以确定法律规则或原则界限的一种权力。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定范围内根据客观事实斟酌决定,同时遵循立法本意、法律精神以及合理性等基本原则,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情理,并被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公平合理,以充分体现法律目的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第一审管辖范围刍议——以“可能判处”之标准与管辖错误为视角

刑事司法实务中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标准存在诸多争议,导致司法机关错误适用级别管辖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理解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为判断主体之归属,其二为判断标准之确定。确定级别管辖的主体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判断标准为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刑罚幅度中法定最高刑的基础上,考察以往类似案件判罚。管辖错误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属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之一,是刑事再审理由,应当通过审批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司法独立与地方保护主义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但我国由于司法机关人事制度存在缺陷、司法机关财政供应制度存在问题以及地方利益驱动等原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司法独立。为此,必须改进党的组织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借鉴美国的双层司法体制,建立新型的法院法官管理体制和财政供应制度,提高法官的素质、地位和俸禄,设置科学的监督体系。     

程序化与判例化：司法权威的正当化机理

司法解释权威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核心环节.程序权威与解释权威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司法解释只有在法律适用程序中作出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取得促使当事人履行判决的权威性效果.另一方面,程序的权威必须借助诉讼活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决才能彰显其直观公正的权威性.所以,判例权威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的最佳表现形式.因此,为了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就必须建构司法解释、法律细则的程序化和判例化机制,借助于程序权威和判例权威实现司法权威的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