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

本文通过通过对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分析与法治实践中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现象的研究,总结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从冲突原因入手提出了解决二者冲突,使国家法与民间法形成良性互动的途径。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我国把以城市社会的交往规则为主导的国家法律体系确定为标准的参照系之后,地方性规则与全国性规则,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将不可避免。面对冲突。本文论证了两者整合的可能性,并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种互动可能性中,提出了整合建议。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以大理挖色镇白族民间法为例

法律自身的成长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寻求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理解和沟通,利用民间法的资源为国家法服务。大理挖色镇作为白族人民聚集地,其民间法的资源较为丰富,长期以来,民间法与国家法同时在他们的婚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继承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及共同利益的保护等关系方面得以体现。由于民间法博大精深、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使得我国尤其在少数民族中存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民间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源于民间,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民间法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其具有显著地特点: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和非正式性。国家法作为普遍的知识具有国家性、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追求的是一般性的对待问题,而民间法具有地域性和非正式性回应的是地方性的特殊要求,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统一性,因此二者必然会产生冲突,导致三种结果:民间法的胜利、国家法的胜利、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妥协。通过对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使二者相互融合,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统一、冲突及"和谐"发展

众所周知,在日趋完善的统一的国家法面前,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与之相冲突的民间法,它们同时存在造成了许多不和谐因素,如何解决两者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的法律秩序非常重要。本文认为应该允许法律的多元化,通过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统一、冲突的关系的论述,运用法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立法、司法等方面阐述如何让两者协调的发展。     

乡土社会民间法与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策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基层人民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与乡土民间法的冲突与转化关系。着力阐释乡土社会民间法的作用 ;基层法院法官运用乡土民间法解决纠纷的原因 ;以及乡土民间法在解决纠纷时的实现过程与方式。     

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建构及其互动之思考

本文从法、法律厦其与国家的关系入手,指出在国家制定法之外存在另一非国家形态的民间法,并以历史渊源、内容规定、运作方式诸方面比较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建构并不仅仅因为国家法的缺陷和供给不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并对如何消除这种差异和阻隔,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作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民间法与法律的冲突及其功能

民间法与法律的冲突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法社会学方法研究,对这种冲突发生的界限、实质、原因以及该冲突的功能做了深入地分析。     

论我国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研究,阐述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运用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探讨如何看待民间法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     

博弈论视野下的民问法与国家法——从埃里克森和小波斯纳的学术贡献切入

埃里克森和小波斯纳的共同点在于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只不过一偏实证调研,一偏理论推演。通过在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谱系中分析埃里克森和小波斯纳的学术贡献和理论推进,考察博弈论视野下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运用上述思路讨论了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两个问题。     

民间法、国家法的对立与交融——论我国农村“外嫁女”权益的司法能动保护

“外嫁女”权益纠纷近年来凸显为我国农村的热点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法律、经济原因。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权益保护的态度迥异，却均无法有力保护“外嫁女”权益。社会主义司法规律决定了国家法与民间法正逐渐走向融合。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司法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性，克服民间法阻碍、吸取民间法智慧，改造民间法规则，从而促进国家法和民间法真正走向融合。     

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中的基层司法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求国家法开始乡土中国法制化征程,然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的国家法"格式化"改造民间的冲动遭遇"滑铁卢",反映出两种力量的冲突,作为国家法与民间法"交汇点"的基层司法所如何面对两种力量的压力是本文所考察的。     

法律人类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关系是法律人类学这门交叉学科研究的重点,两者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并非相互矛盾的二元体.本文试在分析相关案例及查阅名家言论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国家法与民间法是法律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将继续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发挥各自效力.     

论不当得利自体法

英美学者的"不当得利自体法"理论,主张涉外不当得利之债应由其自体法支配.在不同的情势下,自体法可以是原因合同关系准据法、不动产所在地法、得利地法或不当因素产生地法.虽然学界对上述观点褒贬不一,但其对我国不当得利冲突立法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原因合同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地位与作用相匹配,而且可以解决因识别差异导致的准据法偏差问题;不动产所在地法若随着物权冲突规则的发展而扩展至与动产有关的不当得利,则亦可避免因识别差异导致的准据法偏差;而至于得利地法,则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立法中得到体现.此外,鉴于不当得利制度的核心是得利原因之不正当,故将"不当得利发生地"理解为"不当因素产生地",并作为指引不当得利准据法的连结点之一,亦可为我国立法所用.     

法制统一基础上的族群民间法的价值分析——以福建惠安人民间法为例

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的一种社会规范,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为其孕育、形成、发展和适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基础。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制现代化建设从城市向农村逐步推进过程中必然产生二者的协调和碰撞问题。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国家法不可能取代、排除民间法,民众也不会远离民间法。相反,立足于社会现实,立足于民众生活生存,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法必须适应各个区域的特殊性、地方文化性,借鉴、吸收当地民间法的有益部分及其运行规律,推动社会关系的稳定与保障。本文以惠安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民间法为例,探索族群民间法在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和功能,借以明了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补、协调与整合。     

民间法现代运作及其影响法治的文化心理学分析——以三则典型案例为视角

即使在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情况下,民间法依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之所以人们仍然偏好以民间法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解决纠纷冲突的参照,这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文化心理原因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为了保证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在法律观念、法律制定、法律运作和法律适用结果等不同层面充分考虑承载深厚文化心理基础的民间法。     

乡土社会变迁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

本文通过对乡土社会秩序变迁的分析,指出新乡土社会下法秩序由一元向二元发生的转变,并通过对民间法和国家法这两种法秩序的比较,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甘肃“对赌协议案”判决之评析——以法律方法的运用为视角

疑难案件是各种法律方法尤其是非常规法律方法运用的主要场域.甘肃“对赌协议案”作为新型疑难案件,兼具事实定性困难和冲突型法律选择困难.对赌协议条款属新型无名合同条款,欲解决其定性难题须综合运用多种合同解释方法.该案中涉及的民间法与国家法、民间法与其他社会规范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法律冲突,其冲突的消解无法借助于效力识别方法,只能仰仗于利益衡量方法.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消解以上冲突的具体规则是:(1)合同等民间法优于国家法或其他社会规范的任意性规定;(2)国家法或其他社会规范的强行性规定优于合同等民间法;(3)合同等民间法的有效推定规则.正确并妥当地解释该案涉及的国家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相关强行性规定的含义是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消解以上冲突的前提和基础.     

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视角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更是呈现出多元法律规制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仍然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与冲突对现代化法治进程的影响,并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互动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选择。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