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应从加强大学章程建设入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体制原有的制度性缺陷日渐显露,在此背景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研究领域的新突破日益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关注。而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中,高校的过度行政化倾向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深化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羁绊,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已成为教育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在提出高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的同时,将大学章程的制定纳入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框架下,章程的制定势必将成为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良好契机。而如何全面理解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在章程的制定过程中如何切实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则是需要所有高等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完善——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高度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所在。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回归本真与构建和谐大学的需要。由于大学章程是大学自主办学权的法律基础和管理自主权的法律依据,具有促使行政权力归位,保障学术权力复位和吸纳市场权力补位之结构功能,因而是实现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思考

我国公办高校管理行政化阻碍了公办高校的发展，给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思路是：转变政府职能，确立高校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建立政府投资与高校社会功能匹配机制；打破高校内部官僚体制，建立现代大学管理模式。     

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管理改革对策研究

我国高校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行政设置越来越严重地干预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给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传统的观念阻力、制度阻力、利益阻力和高校自身阻力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艰难。高校需从恢复高校的自治性、建立独立的人事制度、推进学术独立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入手,实行去行政化改革,使高校发展向＂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轨道上转变。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路径选择

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探索既沿袭了国外大学自治精神,又因我国特有国情和发展阶段而差异明显。西方大学的自治精神及其沿革表明,大学自治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促进着大学的进步。在政府"二次放权"的背景下,高校扩大办学自主权需要社会的系统推进和整体协作,在政府管理和引导更讲求弹性和灵活的同时,高校须以完善大学章程为切入点,完善自身办学机制,在配套的法律制度保障之下,以改革用人机制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路径突破,从职称评定、备案制、绩效考评、专业设置、二级学院取消行政级别等具体层面进行探索。     

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改革的法律对策

行政化是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改革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从法律视角来看,公立高校法律地位不明确,内部权力法律配置机制不合理,权力法律责任机制约束不完善及学术权力、师生权力保障法律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内部治理结构行政化的主要原因。为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我国应针对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行政化的表现及法律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去行政化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围绕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校行政化与教师权利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民主管理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创新办学特色的冲突和高校行政化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冲突。要实现高校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达到有效融合,就必须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牢固树立育人为本的大学精神;合理界定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完善高校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大力推进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大学章程

我国当下大学章程的制定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化迹象,映射出大学章程法律属性、功能定位和生成模式上的现实隐忧。作为大学安身立命的最高法,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结构顶层设计的组织法、大学内部权力高效有序运行的行为法和大学及其师生基本权益的救济法。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大学章程应当发挥权力配置和权利维护的双重功能。为了增强大学章程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应当实现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型生成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商谈沟通型生成模式的转变。经由具体化行政规范的建构,有望促进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实现大学的良法善治。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对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思考

2014年2月15日国务院明令取消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使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及核心,不仅仅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问题,而是弱化政府对大学及大学内部的行政化管理,这些行政化管理不仅有对大学各级干部的行政化管理思路,更有对高校自主办学的行政化干预。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理论辨析与实践关照——基于教育部核准的47所高校章程文本为例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不仅关涉章程制定的形式合法性,也事关章程内容的实质合法性和合理性。当前关于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的研究存在实质性分歧,不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影响章程建设的实践。章程制定主体的确立,既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也要关照当下我国高等学校章程建设的具体情境,强调可实现性。举办者是法定的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举办者可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具体实施章程制定权。结合教育部核准公布的国内47所高校章程文本,可见我国高等学校章程建设工作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困境依旧存在。破解之道是:一方面完善作为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基本法律依据的国家教育法律、部门规章等有关章程制定主体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及实现方式,改革参与高等学校治理的工具手段,综合运用诸如教育立法、行政指导、财政手段等。此外,高等学校也需要提升自律意识,优化内部治理环境,以提升基于章程治理的有效性。     

学术法人制度:大学自治的法律保障

学术使命决定大学必须自治,而大学自治的法律基础在于大学学术法人制度.我国应以学术法人制度为核心,构建大学自治的法律保障体系:一是要明确大学的公法人地位,赋予大学公权力与公义务以及相应的自治权;二是要构建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三是要制订和完善大学章程；四是要落实大学法人财产权.     

高等学校行政化的问题及其改革

我国高等学校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政府对高等学校的行政控制和高等学校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二者之间的相互结合,它是政府干预、市场竞争以及学术共同体缺失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要改革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放权,也不能片面诉诸以学术权力取代行政权力,而是应当在尊重教育自身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创新体制环境,从调整政府与学校关系、改革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和培育专业自主精神等方面,创建一个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学术自由为核心,以大学自治为形式,以自我负责和社会控制为保障的体现公共性的现代大学制度。     

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

本文以沈阳社区自治模式为例 ,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 ,分析了社区自治在中国城市背景下表现出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社区自治在我国城市的出现 ,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这也因此造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过度行政化问题。为此 ,应尽早修订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居委会组织法》 ,尽快明确社区组织体系的法律地位。     

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去行政化"的构想与设计

高校内部治理模式“行政化”现象的本质在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配置错位，“去行政化”不是摒弃行政权力，而是重新配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管理结构中的位置和运行关系，使二者协调运行并共同服务于大学的基本职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教授委员会制相结合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一种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的有效机制，包括校级治理模式和院级治理模式两个层次，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权力关系定位：党委、校长与教授委员会的关系定位；教授委员会与学术权力的定位；大学校长的行政与学术角色定位：行政管理队伍与行政权力定位。     

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及其发挥

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就法律效力而言,大学章程将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规范办学行为,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保障专业权力地位,发挥教授治学作用;凝练大学理念,促进特色发展。为保障大学章程法律效力的发挥,要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完善重大决策程序性规范,健全大学章程监督执行机制。     

我国大学章程的历程与现状

书院学规由书院自身制订,概括规定了教育理念、办学宗旨等内容,可看作我国大学章程的雏形。晚清大学堂章程章节框架清晰,内容丰富,并由权力阶层颁布,可看作我国现代大学章程的肇始。民国大学章程由大学权力机关通过,报政府备案审核,在内容、形式、制订主体和程序等方面更加完善,为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提供了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大学章程一度销声匿迹。《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明确提出制订大学章程,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大学章程建设。     

大学章程: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的制度保障

大学章程对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立的标志；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设立的法律要求；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自治的核心构建；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     

大学章程与现代大学治理制度——通过大学章程重构大学治理结构

“大学章程”是高校具有宪法性的文件,有“大学宪章”之署。大学章程对大学治理至关重要,世界一流大学皆有自己的章程。1999年我国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迄今为止,我国16O0余所公立高等学校中,仅有不到30所高校制定了章程,绝大多数高校都未制定章程。高校章程的缺失,使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存在极大差距,甚至使高等学校的发展出现偏差。为顺应现代大学治理模式法治化要求,教育部正积极推动制定大学章程。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同年12月,北京大学等26所大学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的试点单位,以期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已出台的部分大学章程文本看,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面临着种种不足与困惑,主要体现为章程内容严重雷同、重点不够明确、结构存在局限等。大学章程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亟待学界展开探讨。本刊以“大学章程与现代大学治理”为主题,约请全国范围的代表性学者就高校章程制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包括大学内部治理与大学章程的关联、大学治理结构及转型、大学章程的性质、功能和特征,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程序等。斫轮辨微,以飨读者。     

中国语境中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基于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高校管理关系包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校内公共设施管理和校园秩序和安全管理所形成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框架内,应当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