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和解条款之反思——以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诸多条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其重要部分之一。但该程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参与角色方面的问题,角色定位不明甚至互相矛盾,对社会第三方的地位不够重视;其次是和解程序不够明确,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再次对未成年人来说缺失了至为重要的帮教程序。而这些制度层面的问题,既是对刑事和解价值理念的误读,更是应然的和解价值与实然的传统刑法理念相互博弈的结果。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应用——以公安机关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推进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及非机构化。以刑事和解的主要特征为切入点,阐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可行性、必要性,结合实际现状对刑事和解进行价值分析,探析刑事和解在公安侦查阶段运行的现状、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完善对策,对于推进公安机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将两章内容有机衔接。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理论、尊重被害人意志以及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文章在分析域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于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尤为重要。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论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基于双重预防的反思

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在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完善个别威慑实际效果、降低改造难度、提高一般鉴别等刑罚具体功能的发挥上，刑事和解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努力将这些消极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将是刑事和解实践中的重点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制度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在同步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及被害人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在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概念、特点、价值的基础上,结合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发现存在缺乏专门性立法、公开民主化不足、主持主体混乱及配套机制未完善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进而提出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相关法律法规、夯实法治保障基础;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公开透明开展刑事和解并举、做实社会支持基础;赋予法院以中心性地位、确保程序正义;配套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保障及奖惩机制,实现持续、有效开展等优化策略,以期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价值。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

各个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处理目的、处理程序等方面均有不同与成年人的规定,如何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指引下,充分利用现有法律的规定,既能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改造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的主要形式,能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在对未成年犯罪人帮教、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均有良好的效果。但是,立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案件具体的和解条件和模式,如何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有效利用和解制度并体现出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贯彻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方针政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实践风险与制度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结合了解决纠纷与未成年人保护两种理念。由于理念上的“重心偏移”,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保护“结构混乱”与被害人物质补偿“功能混乱”的风险。应以制度供给矫正实践偏差,通过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专门规则,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保障主体来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进而保护社会的长远利益。     

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的深化和完善

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中如何落实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的监督考察及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等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值得探讨的课题。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但传统司法体系制约、体制构建缺失、流程设置模糊,是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立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职能,积极推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化帮教矫正,探索建立以专业力量为依托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实现了工作模式专业化、帮教力量社会化、观护体系全覆盖。     

现实与重构:“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和犯罪低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需要发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引入区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以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这种"和"理念更应贯穿于"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     

建立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是目前西方国家的通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解决未成年犯罪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在立法上规定这一制度。     

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研讨——基于实证的考察和分析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中央司法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通过对A检察机关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的实证分析,可以深入了解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来源与特点,准确把握异地帮教难题的原因,从而为构建和完善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提供现实样本和实践依据。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恤幼"思想及西方国家的"国家亲权"理论。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存在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和帮教模式单一导致未成年人普遍具有抵触心理等问题。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异地帮教制度的构建,需要强化异地亲职教育,督促法定代理人肩负起监护职责和建立异地适格被委托人监护模式;需要完善异地社会化帮教机制,帮助藏区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需要完善和细化异地帮教协助机制;借助对口援藏工作,深化和落实异地帮教。     

关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探讨

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符合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是少年司法处置现状的必然要求，可以有效缓解未成年违法犯罪人的社会疏离感。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存在着主体不明、职责不清、缺乏规范化的组织形式与管理制度以及帮教覆盖率低等问题。根据对社会帮教存在问题的考察，有关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立法应当注意解决帮教的组织机构与管理、帮教人员的资格与职责、帮教对象与帮教方式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司法改革试验的一个热点,无疑是近些年来实务中探索较多、理论上争议较大的一种新型案件处理方式。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并且以三个宏观框架性条款对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做出了规定,这对于有效应对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混乱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肯定该程序进步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刑事和解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检察机关近几年适用刑事和解的情况进行实证调研,认为我国目前的刑事和解存在适用范围界定不合理、不同程序之间衔接困难、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厘清程序之间转换的障碍、建立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等配套措施。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性

刑事和解是一种在非刑罚化、被害人保护、犯罪人再社会化等方面均极具创意的新制度。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恪守的重要原则。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问题是完善刑事和解所必需的基础性理论。不容否认,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然而系统论证之后可以得出二者间存在着协调可能性且协调性占主导地位。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论我国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未成年犯缓刑是针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刑罚制度,其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缓刑的理论基础包括刑罚个别化、刑罚谦抑性和教育刑等原则,应当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未成年犯缓刑制度予以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限制公开制度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刑罚一直试图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犯罪未成年人轻罪记录限制公开,不仅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评价体系、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客观需要。     

宽容的底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向度

当下,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已然表现为非刑罚化以及适用灵活程序的特性。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部分改革甚至超越了现有法律的框架。对此,理论与实务界对现行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不同观点博弈背后的实质是当今刑法学界存在的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之龃龉。对当下中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进行剖析,找寻其应然的理性向度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