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和解适用范围探析

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一律不得进行调解,但目前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自行撤诉,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解决了行政争端,这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鉴于实务中存在滥用和解制度的倾向,厘清哪些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探讨就非常必要。对于行政案件类型化的探讨也可以使法院在审判实务中有更加明确的参考标准。     

论治安调解工作的规范化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工作的效果影响着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和政府权威,也关系着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在治安调解的实践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调解异化和调解弱化的现象,而规范化是应对的最佳选择。规范化的具体路径包括严控调解范围、遵守调解程序、引入其他社会调解主体、完善调解卷宗、深入开展回访制度这五个方面。     

理性地对待调解优先——以法院调解为对象的分析

＂调解优先＂是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提出的指导民事审判工作的司法政策,该政策实施近4年来,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司法实务中对该政策的理解和贯彻也存在一些偏差。在当下的法院调解中,应当着重处理好调解优先与调解结案率的关系,调解优先与自愿原则的关系,调解优先与民事权利保护的关系,调解优先与法律规则维护的关系,调解优先与争议事实处理的关系。     

运用调解制度,及时防范"民转刑"--对民转刑案件调查的思考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刑事案件很多是由普通的民事纠纷恶化形成.自愿、公平、合法、平等地进行调解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实施民事调解制度的重要原则.自觉运用调解制度,防止民事纠纷的恶化,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要件、构架和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考虑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说服论证在律师调解中的应用研究

国内对于律师调解中的方法研究并不丰富,大多停留在对律师调解制度的构建问题上。随着全国律师调解工作试点的开展,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重视律师调解技能的探索。在律师调解实务中,律师应准确把握听众的心理诉求,创造良好的言谈情境,在恰当时机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信誉论证(ethos)、情感论证(pathos)和逻辑论证(logos)这三种说服手段,达到调解的目的,以化解纠纷,促进法治社会进程。     

论参与社会治理的诉讼调解

诉讼调解制度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审判实务看,诉讼调解当前存在法官非审判负担加重、损害一方当事人权益等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充分认识诉讼调解对社会治理的价值,进一步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调解与和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两类解决纠纷的方式.其中"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又包含调解与和解.分析调解与和解的含义、条件、解决的事项、效力,厘清二者的区别,并提供了实务中的一些技巧,以期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美国调解机密性理论与实践及其借鉴意义

调解的机密性是美国调解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除非各方同意,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所披露的信息以及形成的调解协议,都不能在接下来的程序(包括诉讼)中被强制开示,作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调解员也不能披露在调解过程中获得的任何信息.我国立法中,零星体现了对调解机密性的关注,但不成系,应从引入特权形式、明确调解机密性保护的对象和设置调解与审判分离的诉讼机制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     

论反垄断纠纷的诉讼调解

反垄断法的公法属性使得反垄断纠纷的司法调解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反垄断法虽然是公法,反垄断纠纷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市场竞争和社会公众利益,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反垄断民事诉讼是私人受到违法垄断行为的侵害而寻求司法解决的方式,授权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决定是否允许当事人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具有特殊的意义。考虑到反垄断纠纷的特殊性,应将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具有明显违法性的反垄断纠纷排除到调解的范围之外。反垄断纠纷调解可在开庭之前进行,采用促进式调解方式进行调解,还可邀请专家参与调解,协助纠纷双方评估、选择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反垄断集团诉讼中,为了防止参与诉讼调解的成员与被告达成损害集团成员利益的协议,法院需要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以保证协议的公正性。     

治安调解的几个基本问题

治安调解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解决治安纠纷的一种方式,属于行政调解,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行政相关行为,准确讲是一种准行政司法行为,但强制调解行为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调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行为调解、损害赔偿调解和民间纠纷调解.治安调解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解决治安纠纷,同时又能够使当事人和睦相处;可以预防恶性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安全;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的解决治安纠纷的方式.     

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

仲裁和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型纠纷解决方式,相较于诉讼、仲裁、调解等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被广大的当事人所认同,逐渐从中国独创的一个特殊的程序安排发展成一种普遍为各国所采纳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样,仲裁和调解相结合制度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而这种发展就是对该制度理论和实务操作的不断总结和创新.笔者在本文中就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理论、实务两个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由此提出了关于我国仲裁法中对于仲裁和调解相结合制度相关规定的一些完善意见.     

法院调解中的审判权运行与管理——以民事审判为例

目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建立大调解机制,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发挥着定纷止争的功用。但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法院调解还存在权力性质的争议,并出现了一些强制调解、久调不判等损害当事人权益的现象,因此需要对调解工作中的审判权予以明确界定和具体规范。     

调解理念的回归与制度重构

素有"东方经验"之称的调解制度,随着中国法治发展的进步与公民权利的不断增强,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部门,其影响不断地减小,功能不断地萎缩。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对于诉讼的推崇和程序正义的向往,调解不断地被忽视。尽管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调解又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依旧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优势。本文拟对调解的发展状态进行一定的梳理,并提出构想对调解制度进行重构,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     

治安调解实践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对特定治安案件,利用调解方式代替治安处罚的一种特殊手段,是解决民间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不过民警在具体调解过程中却遇到一些难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找到有效途径和可行办法。     

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的话语分析

强制性因素在法院调解中的适度运用具有正当性。强制性因素通常以调解话语的方式向当事人施加影响,而这些话语可以类型化为判断话语、权力话语以及社会话语三种。在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话语规范方面,可以从行为规范的角度保证法院调解人员妥当使用调解话语,从模式规范的角度通过确立根据申请的调审分离原则确保审判权不对调解当事人造成威慑,从程序保障方面要求法院固定调解过程督促法官妥当使用带有强制性因素的法院调解用语,从后续救济方面确定调解撤销之诉对法院调解合法性的独立认定。     

我国法院调解中强制性因素的合理界限和制度构建

法院调解是否应该注入强制性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由于法院调解本身难以避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为了促进案件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并且缓解某些案件不宜作出判决的压力,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适当注入强制性因素是比较务实的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国家主流发展趋势。如何防止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向强制调解转变？应当正确厘清自愿原则、制度性强制及蛮横调解的界限和关系：规范调解强制性,杜绝蛮横调解;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为缓和调解中＂合意的贫困化＂态势,必然需要牺牲调解的部分灵活性、注入强制性因素并对强制调解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与完善,以此保证法院调解走向程序化、制度化。调解前置范围适度扩张、法院可依职权优先启动调解、加强法官对调解过程的控制、建立代替调解的裁决制度等措施值得尝试。     

论公安机关的纠纷调解权

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调解治安纠纷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乃至民事纠纷案件系公安机关的一项法定职权。当下,公安机关对该职权的行使存在认识不清、权利滥用、怠于行使甚至违法调解的情形,正确行使调解职权需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纠纷调解权的范围及程序,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公安机关在具体的执法中应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调解解决纠纷的职责,同时公安民警应加强民商法和诉讼法知识的学习,提高调解解决纠纷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适应社会公众对公安工作新的期待。     

完善行政调解运行机制研究

通过加强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建立行政调解联席会,加大行政调解宣传和建立三大调解相互衔接机制等手段,构建完善的行政调解运行体系,发挥行政调解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无条件“调解优先”倾向应当刹车

随着民商审判中"调解热"的不断升温,无条件"调解优先"之风冲击着我国民商审判方式改革取得的成果,冲击着人们要求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诉讼理念。本文对当前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无条件调解优先倾向的态势和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主张民商审判中调、判关系的定位,应当回归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指导原则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