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关系的方法及其意义

某项民事权利究竟是处于A法律关系之中,还是归属于B法律关系之内,应当适用哪部法律的哪个条文,其生效条件、实现条件,其效力强弱,其负担有无及轻重,受到怎样的对抗(抗辩、抗辩权的行使)等,可能大不相同。假如某项民事权利被张冠李戴地放置于B法律关系之中,法律适用自然也就错位,该项民事权利的效力强弱、负担状况、相应的抗辩及抗辩权等就难免偏离,甚至于义务人都不对应了。把握和运用法律关系的方法,切忌一上来就利益衡量,而应逐次使用概念/类型、法律性质、法律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方法,会避免解释者主观好恶、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地解释合同,处理案件,酿成背离公平正义。通过这些方法寻觅到适用于或可类推适用于系争案件的法律规范。     

类推在弥补法律漏洞中的适用

在刑法领域,鉴于类推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是严格禁止适用类推的。但在民事司法领域,允许适用类推以弥补法律漏洞。法律漏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当司法活动中遇到法律漏洞而不能依据明确的法律规范予以裁判时,类推适用是弥补法律漏洞的一个有效的法律方法。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水火不容吗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是不同层级上的两个概念,从实证主义、刑法的机能以及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义来看,两者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法律类推制度必然导致罪刑擅断＂、＂与法律类推之害相较,宁取罪行法定之害＂、＂类推解释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这几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各有优势与不足,在刑罚适用过程中,应该能够使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两者的缺陷,从而使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论法律漏洞的填补

法律漏洞的认定开辟了在漏洞领域法官造法的道路。认定和填补法律漏洞首先是从法律本身出发,其次才依据整个法律秩序。法律漏洞填补是法律解释的继续,法的续造若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目的范围之内,性质上乃是漏洞填补。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有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与限缩以及法律发现;而利益衡量是法律的一种解释方法而非法的续造方法。     

类型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解释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倡导一种力图打破＂事实与规范二分＂的法律发现模式,并将类推的等置法律思维模式置于法律发现的核心地位。当然,考夫曼以＂事物的本质＂来建构其类型思维的逻辑基础,不可避免地受其先验客观价值论所支配,值得我们反思。     

商事法律推定

商事法律推定是商法明文规定的推定,是一种立法推定,通常属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在适用时不允许法官有裁量的余地。商事法律推定不仅在于解决证明窘境,而且是贯彻商法外观主义理论的实际需要。它在商法规范体系中居于补充规则的地位。商事法律推定具有一切推定共有的或然性,然而,除了个别推定为可反驳的推定之外,基于商事交易和审判迅捷的价值取向,商事推定多数表现为不可反驳的推定。我国商法中有为数不少的推定条款,但是在立法技术运用上有待趋于严谨、精巧和完善。     

论类推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孙斯坦有关类推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思维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借助于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理论,孙斯坦将类推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推进民主司法的高度,从而更有力地彰显了类推思维在当代司法实践当中的重要性。类推思维是一个迈向民主政治的法治社会应该努力倡导的一种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模式,捍卫法治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类推思维方法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     

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法律诠释学之法律适用价值的理性思考

在法律适用中,虽然法律解释大体能满足法律扩张和法律补漏的技术要求,但由于经常未成功地建立清楚的解释标准,而只是建立不确定的解释标准,因而导致裁判上的疑难。法律诠释学为在法律适用中合理地创造法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是对法律解释学的一个超越,而不仅仅是重构,它使判决理由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为在实践中处理案件提供了更加适宜的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的姿态

随着中国法理学逐渐摆脱幼稚,作为表征学术成熟产物的法律解释也经历了一个转向:从法律文本的简单注解转向以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则和事实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活动不仅仅是一套将成文法运用到个案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与价值的重新认识与选择,文章在先验、经验以及实践三个层面上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和反思解释主体的法律解释姿态。     

论国际合同解释的法律适用

在国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解释及其争议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有不同的解释规则，因此可能会发生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本文认为，合同解释作为合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问题，其法律适用规则也应是相对独立的。合同解释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其次适用合同准据法，特殊合同的解释则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则。     

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限度

在司法中心主义立场下，法官是法律适用的主体，法官要完成法律适用活动中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把握，需严格以预测可能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特别是在涉及类推思维与扩大解释时。     

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从商法的产生及发展来看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对调整传统意义上的商事活动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法的产生、民法商法化 ,使商法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 ,商法的发展趋势是民商合一。从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来看 ,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在我国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法律解释的语境分析及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归位

法律解释是理论法学和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初衷和司法目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两大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对“法律解释”的多样化理解，以往主语的模糊导致对法律解释在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现状。到底谁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主体？这是必须首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     

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的逻辑程式建构

法律经过解释才能有效适用,法官在正确地理解与适用法律处理案件,并将法律适用过程展现在裁判文书中,实质上就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构建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规则较为困难,因此对个案法律解释模式的探索意义十分重大。通常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程式中实现。     

对形成权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将形成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加以研究，章显了该制度的价值，揭示了各子权利（能）的共性，有利于提炼并适用共同规则。实际上形成权可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理论上可以类推适用债权受侵害加以保护；目前我国法下只能以法解释的方法为之。形成权的行使是单方法律行为，立法政策上对形成权的限制不能否认这一点，这种认识对保护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积极意义。     

《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认知和学科知识体系.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架构涉及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制度三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原理的探究,需要基于法律解释的操作定义,对“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追问.法律解释技术是在操作意义上具体回答在法律实践尤其是个案裁判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获得,以及运用解释方法提出、择定和展示解释主张的操作.法律解释制度则要联系中国现状在体制上反思和回答谁有权解释法律及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应该内嵌或关联于由认识论发展、法学学科演进、法治发展以及司法裁判证成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之中.     

法律渊源的方法论思考

法律渊源的形态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在法律的适用中,要实现平等、和谐的法律秩序,就要使法院享有对个案的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具有对违宪的法律享有不适用的权力;法院应运用体系解释和漏洞补充的方法来创造和实现法律秩序的统一。在法律渊源的适用中,解决法律条文的竞合的规则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由制定机关裁决。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解释及其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1号”为例

指导性案例对法律解释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一是有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是解释合乎法律本意;三是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所创新;四是法律解释方法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是满足指导性案例要求的基本的、合理的路径。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宏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运用的排序与整合,微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细化运用。在杨延虎等贪污案中,首先运用了文义解释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了扩张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目的解释规则,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