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孕育和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还有很大市场。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对立和互动的关系,两者既有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相协调的一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实现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对接提供互动渠道和对话空间,这就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法以更良好的品格出现在民间法面前。国家法应当具有宽厚、博大、权威的品格。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出自国家的具有普适性的清晰的能够具体操作的规范是国家法,相反出自社会的自发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模糊性的内控性规范则是民间法。民间法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在中国渐进性的法治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消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民间法的限度

于语和、张殿军在《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论我国的民间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对传统的回归、现实国家法神化的破灭及法律多元化认识的影响等原因，法学界非常关注国家法之外的民间法的研究。文章试结合各种观点明确民间法的定义与特点及其存在的价值。     

法社会学的方法论思考

法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法律现象的理论武器,而"国家—社会"二元论在方法论上无法满足现实的研究需要,因此在承认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前提下,引入"国家—国家与社会互动(司法实践)—社会"或者"国家法—习俗、乡规民约—民间法"的"三元模式"可谓是一个创新。     

论我国的国家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整合问题为不少学者所关注。学界对“民间法”的定义争议较大，但就国家法而言，学者们普遍认同国家法印为国家制定的法律的说法。文章以此为基础，追溯我国国家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对当今中国国家法所选择的法律创新之路给予了充分肯定。     

民间法运用于公安执法的价值分析

进入90年代以来,法学界极为关注国家法之外的民间法的研究。但研究方向大多指向私法、司法领域,对民间法在公法领域中的影响和对行政执法的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而在整个国家行政执法体系中,公安执法又是最为典型、最为特殊的一种。因此,文章以公安执法为角度,通过分析民间法运用于公安执法的价值,拓充民间法在公法领域的研究。     

村民自治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性。村规民约作为乡土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民间自治规范之一,经历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繁荣、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沉寂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而很快复苏,正式获得国家法的认同。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社会转型期间的民间法与法治现代化——以新农村建设为视角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法治现代化最重要和最艰难的步骤是实现农村的法治现代化。从民间法的价值、国家法自身的缺陷以及民间法的处境三方面探究民间法存在的合理限度并理性地看待民间法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推进农村的法治现代化的建构举措。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且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在地域和文化不同的背景下,一部成文法很难解决生活中各种法律问题。民间习俗和国家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国家法因国家制定而产生,民间习惯则缺乏法律根据。解决民间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问题,改善我国法律规范,构建合情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法学视野下的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标志着我党已着手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上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管理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安全事务也应当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机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落实。     

依法治国理念的本质分析

市场经济、和谐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法治则是解决这种天然矛盾的最佳途径.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用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法"控制、约束国家公共权力,防止其随意扩张和滥用,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视野下的国家公共权力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人民主权、权力有限、分权制衡、公正公开.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依法治国是我们政法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维护治安与保护人权研究

在我们的理想中维护治安和保护人权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但是在实际层面，除了和谐统一，维护治安和保护人权在某些时候还表现出矛盾冲突。从不同层面分析两者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以及影响两者博弈的因素，有助于实现和维护两者的均衡状态。     

族际整合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调适——以建国初期族际通婚为例

统一国家法体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法治基础和保障,但因其构建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吸纳民族习惯法积极因素和全面考虑少数民族的合理利益诉求,从而导致难以避免与既有的民族习惯法冲突和矛盾,这就决定了适时适地进行国家调适的必要。解放初期,在族际通婚问题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表现为:族际通婚的积极政治意义及新《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的确立使其获得了国家法上的合法性,而在少数民族的婚俗婚制、宗教条规及族权系统中却是严重越轨行为。但国家并没有僵硬推行国家法,而是主要通过运用政策的形式,创造了"和谐"、"互补"以及"团体的多元主义"为特征的调适方式,对今天具有借鉴价值。     

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基本法律,充分地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贯彻实施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乃至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     

公安边防执法中士官的角色定位及规范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推进,在边防执法工作中,有限的警官警力与繁重的执法任务的矛盾日益凸显,士官参与边防执法势在必行。但士官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其在边防执法工作中的地位一直受到了质疑,只做不说、只看效果不看授权,成为士官在边防执法中的基本生存样态。文章认为,可以尝试通过公安部的部门统筹立法途径,对公安边防执法中的士官进行定位和规范,从而建构士官参与边防执法的合法性基础。     

对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关系的深层思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的思维进路。按照大陆法系的法律部门划分进路所理解和界定的国际商法是"国际性的商法",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性的经济法"。按照美国式法律部门划分进路,国际商法是指"国际商务中的法",国际经济法是指"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在我国,尽管国内法律部门划分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思维进路,但在国际法层面上,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却较多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     

试论城管执法的检察监督

当前,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问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甚至有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出台了许多新的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检察监督的介入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之路。     

论反垄断法视域下的外资并购规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增加,外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已十分普遍。我国企业在接受外资并购实行规模效益,增强企业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排挤民族产业,造成金融风暴,甚至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这些问题都源于外资并购带来的垄断问题。一旦形成垄断,会造成排挤国内企业,扭曲市场机制,降低市场效率等后果。因此,对利用反垄断法规制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研究已刻不容缓,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外资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制实施体制,对于实现大的市场经济法治的目标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