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和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涉及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换和新的诉讼运行机制的确立。目前我国调审合一、法官主导的法院调解制度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 ,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为此 ,有必要建立与当事人主义模式相适应的诉讼和解制度。     

当事人陈述制度若干问题新探

当事人陈述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它反映了诉讼法上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关系。通过对当事人陈述中听取制度与询问制度的考察 ,可以进一步明确当事人陈述的性质与功能 ,界定法官与当事人的任务分担与角色分配 ,为民事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民事反诉制度的现状审视与完善

反诉是当代民事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保障当事人诉权平等,提高诉讼效益的价值.无论对法院还是当事人,都是一项极佳的实现公正与效率双赢的制度.结合我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现状,反诉制度在我国法治实践中遭遇重重困境,我国应更新反诉观念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诉的程序性设置.     

论任意的诉讼担当之法律构造

任意的诉讼担当是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的突破，我国现行法对其的规定较为零散，范围过于狭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律师代理制度及诉讼费用制度等限制因素的影响。德日台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以选定当事人制度和团体诉讼为中心，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体系。我国应在完善当事人确定理论的基础上．以代表人诉讼为中心，引入团体诉讼制度，适当扩大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重构我国任意诉讼担当的理论体系。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和法律规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 ,已不少见。但由于我国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理论研究的缺乏 ,导致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在此情况下 ,滥用诉权行为的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 ,当事人滥用诉权规制体系的建构既符合我国具体的法制环境 ,还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义务之关系辨正——兼论我国刑事控辩关系的重塑

’96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上以贯彻控辩平等、实现控辩对抗为改革导向。控辩平等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内容:前者旨在将检察官塑造成诉讼一方当事人,革除其过多的诉讼特权;后者则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义务,充分关照被追诉方诉讼资源上的劣势。由此,出现了调和检察官当事人化和客观义务的制度需求,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在即,如何重塑我国检察官的角色遂成为理论焦点。     

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的正当化

我国学界现有研究只是将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框架性地区分为证据意义的和非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因缺乏程序外观而呈现出体系凌乱和相应制度功能弱化的困境。为改善当事人陈述状况，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话语权实现，对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正当化势在必行。立法上，宜将当事人陈述制度细化为在法庭辩论阶段具有阐明案情功能的当事人陈述和在证据调查阶段具有证明案件事实功能的当事人陈述。在具体实施上，应为不同制度功能的当事人陈述设置相应的程序机制。     

论裁判理由公开制度的完善

公开审判制度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必然要求 ,有助于获得当事人的信赖 ,也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裁判理由公开对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和突出的意义。造成我国民事裁判理由缺位有制度和传统的原因。裁判理由公开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裁判理由公开制度在微观层面要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来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改量的基本理念

法院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完善必须要以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为基点,必须要正确处理好当事人处分权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关系,并应以此作为基本理念,来指导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适格问题探讨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而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各国群体诉讼在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了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发生分离,诉讼代表人代为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制度与传统的民诉诉权理论和当事人适格理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的集团诉讼采取默认的方法赋予代表人诉权,日本通过明确授权赋予代表人适格主体,德国直接以法律规定赋予团体诉权,结合国外群体诉讼制度,通过对我国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分析、比较提出若干完善意见。     

无效法律行为之探讨——海峡两岸相关概念之比较

在民法上，“法律行为”向为建立法律关系之基础，亦为民法体系中之重要核心。中国大陆民法总则编建议稿有关“法律行为”之规定，亦为民法核心之一，且其规范之条文，系重要民法立法。而“法律行为”可谓已成为任何一种民法之基础。法律行为之存在，在某些情状下仍有可能衍生“无效”之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行为之无效，系指按照法律之一定条件，对于已成立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后，所得之否定性结论。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与现行制度，例如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或第二百四十七条之给付不能、第九百七十九条之1订婚赠与物之返还等，规范上明显冲突。该民法第113条为大陆民法所无，故有就海峡两岸相关概念加以比较之必要。     

法官阐明权范围新探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的阐明制度不仅能修正辩论主义所带来的弊端,也有助于防止突袭裁判,探寻事实真相,追求双方当事人的实质平等。在社会诉讼观的倡导下,法官的阐明制度成为法官与当事人对话的一种纽带。法官阐明权范围的扩大成为当今民事诉讼发展的普遍趋势。借鉴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关于法官阐明权范围的规定,我国可以效仿德国的法官实质指挥诉讼义务体系,从两个方面来界定阐明权的范围：一是建立阐明权范围的一般标准;二是明确阐明权的具体范围。     

略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改革

在实践中,法院调解曾经在消弭纷争、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调审合一、以调为主的运作方式逐渐暴露出强迫调解、久调不决等诸多弊端.解决这些弊端关键是完成诉讼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建立非诉化民事调解,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和实体上权益的处分.     

论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建构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 ,由于该制度的适用对象仅仅限于财产 ,而不适用于行为 ,这一立法上的漏洞 ,导致实践中存在大量无法利用该制度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情形。文章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民事诉讼保全制度 ,将我国目前实施的可以以行为做为保全对象的“海事强制令”和“诉前临时禁令”,进一步扩大到一般民事诉讼领域 ,将行为纳入保全的范围 ,进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 ,形成以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并重的二元体系结构     

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社会治安评析

政党轮替与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社会治安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止，相反，各项指标显示岛内社会稳定形势仍不容乐观。2000年后台湾治安持续紊乱与其社会转型密切相关，陈水扁当局“政治挂帅”也难辞其咎。虽然岛内公民社会的建构、民众理性的觉醒及当局管理的增强，客观上有利于改善总体治安形势，但“统独”纠纷及台澎最终政治定位将长期困扰其社会稳定。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构建

当前“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积极性，影响到法律的公信力。欲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将其纳入检察监督的体系中，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行有效监督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基础。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并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民事执行和解中的两个问题管析

民事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表现。法官应当适当介入和解程序,但要适度。同时,现行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和解协议法律效力,使其成为人民法院执行的根据。     

论民事鉴定决定权 --从重复鉴定谈起

民事鉴定决定权之归属不明是目前我国现行民事鉴定制度诸多弊端,尤其是重复鉴定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明确民事鉴定决定权的归属也就是改革现行民事鉴定制度的较佳切入点.通过比较美国、日本、我国台湾的相关立法和理论,结合诉讼法原理论证,我国的民事鉴定决定权原则上应由法院享有.     

私法自治原则的缺失——以前苏联时期民事立法为考察背景

前苏联时期,私法自治原则基于特定的理论基础,在民事立法中出现了制度性缺失,进而影响了当时民事立法基本制度的面貌。这一特定时期发生的这一法律现象,为丰富私法自治原则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极具理论意义的解读标本。     

论当事人诉权之保障

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运用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回溯民事诉权理论的历史源流,有助于分析我国民事诉权内涵的发展并提出新的认识。考察我国民事诉权立法缺陷和司法运行的偏离现状,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途径。在诉权保障体系构建之后。应着眼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社会现实,探讨对民事诉权滥用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