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特征

在公民社会的选择性政策参与取向、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和制度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非均衡"特征比较凸显: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范围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影响政策过程的方式选择不均衡;影响政策过程的效能不均衡。这种非均衡特征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公民社会政策认同功能的提升,而且易破坏政策过程民主化的进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均与国家主动让渡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生发逻辑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日渐深入,以上影响因素都将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共赢关系的逐渐形成而被破解。由此,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基本趋向。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具有必然性.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加大达成政策共识的难度,增加社会冲突;使政策偏向于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增加政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降低政策过程的效率;损害政策的科学性,增加政策过程的非理性因素.     

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与公民政策参与绩效提升

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越来越重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集中表现。既然政策参与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益,那么现实中为何政府和公民都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受制于资产专用性。因此,基于"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特殊资产专用性等角度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缺失,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不足,专用性人力资产匮乏,特定资产发展滞后等。对此,应采取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加大政策参与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逐步加大政策参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投入;加强公民政策参与制度专用性资产建设等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对策建议。     

我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障碍及对策研究

政治现代化过程就是公民参与不断扩大与完善的过程,公民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障.我国公民参与的发展中存在着传统封建文化、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参与成本高和动力机制不完善等阻碍政治现代 化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利用、公民参与成本的降低、公民参与动力的提高等方面强化意识普及与制度建设.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在我国现代政府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民主价值准则是人民群众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的权利,而政府的义务就是积极引导公民广泛参与政策制定。当前随着我国公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民主化进程和法治社会也在迅速发展,规范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形成公平、公正的决策体系如下: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提高政府官员民主意识,消除官本位思想;防止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渗透;大力推行信息公开;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社会变革中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特征与政府的对策分析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是我国社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变革社会中,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现出主动性参与、利益性参与、多群体性参与、智能性参与、法制性参与等一系列新的特征;面对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新特征,作为公共政策活动最大主体的政府,理应采取一系列新对策,即树立开放的政策观念,确立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扶持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强化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主体地位,规范参与程序,尝试公民政策参与的新机制.     

论我国社会资本积累与公民政策参与的良性互动

社会资本与公民政策参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因而为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制约着公民参与.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我国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通过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加快发展公民参与的载体--民问组织,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等,从而形成构建社会资本积累与公民政策参与优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型治理:韩国民主进程中的市民组织

近些年来,在以发展型国家著称的韩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影响不断增强.本文分析了韩国民主巩固进程中市民组织的政治化问题.论文通过分析市民组织在政策过程中的三个政治活动案例,揭示了韩国市民组织的组织特征和政治功能,最后还对韩国市民组织的特征与日本市民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并对韩国政治中市民组织在新型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前景进行了评价.     

微民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微动力

青岛市的“微尘”活动体现了“微时代”下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崛起和壮大。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均衡社会财富和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民社会的活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广泛的公民社会活动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为居民提供重要的参与机会。     

透析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生发的解释性框架及信任化危机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生长动力并非是单一、静态的配置结构,而是"市场"、"国家"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对接、融合或集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结果。与此同时,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心存芥蒂和部分公众对公民社会组织丧失应有信任,致使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则是十分的稀薄。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后现代语境中的政策话语民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作为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之后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重塑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机制.话语民主理论与政策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政策现代化与善治的实现.     

利公还是利他:中西方公益众筹“公益”表征差异及其社会根源

利他性质的慈善众筹在我国目前公益众筹项目中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利公性质的公共物品众筹却发展迟缓,这种"非均衡"发展状态不仅严重限制了公益众筹的效用范围,还会诱发慈善骗捐、众筹信誉受损等棘手问题。中西方公益众筹在受益群体、利公范域、公众参与形式多个"公益"表征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公益众筹更加寻求"利公"和"利他"价值的均衡实现。差异产生的社会根源既包括大众认知、福利文化、社会关系等社会层面事实,也有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众筹政策环境等行政层面因素。为推动我国公益众筹均衡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公共利益促进方面的积极效用,需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构建"监管—治理"协同化众筹政策体系,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公益众筹实践,积极引导居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式公益众筹。     

卢梭的"公民性"理论及其启示

卢梭认为,"公民性"是政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构成合格公民的实质性要件;"公民性"失落对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负面效应;参与政治共同体是"公民性"回归的基本途径.卢梭的"公民性"理论为我们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以下启示:应着眼于社会自组织的健康成长,为公民参与公共活动提供共同体环境;要建立和完善程序性制度.为公民参政提供法律保障;要扩大人民代表的覆盖面,为公民参政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在正式的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在我国,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正式制度结构的不健全和不均衡,政治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地位偏低、政治效能感脆弱,以及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断裂三种因素造成的。而走向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对策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公民参与教育以及建立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     

公共政策的动态均衡:一个政策效能优化的经济学解释

公共政策的均衡是由主流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概念引申而来的,它作用于政策系统这一特殊领域,又与一般均衡具有相似性。本文以公共政策的动态均衡为分析视角,论述了政策均衡的经济学特性,并阐述了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指出政策过程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循环往复是政策效能实现阶段性优化的根本途径。     

论完善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意义及其路径选择

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 ,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意愿的一般公民政治行为及过程 ;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最明显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保证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方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推进和完善公共政策参与必须从发展政策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策参与制度化等三方面来加以推进。     

非正式约束下的政策参与研究

非正式约束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社会.当前中国南于面临着国家建构和民主建构的双重任务,正式规则的建设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很多利益与诉求以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形式向体制寻求表达.本文在对非正式约束的内涌和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区分了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匿名性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非对抗式政策参与、非匿名性对机式政策参与四种政策参与类型,并且认为中国非正式约束下政策参与的发展方向应从提升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化水平和程度、划定公民理性参与范围,重视地方性知识的运用三个方面建构生产性制度,实现非正式约束与现行制度的耦合.     

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