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统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

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与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通过对两者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和比较,可以得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实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顾客与公民、掌舵与服务、企业家精神与公共利益、效率与公平上;两者的统一表现在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共行政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意义的统一,强调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做到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整合统一,在批判地继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合理内核”基础上,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运动学理基础的重新解读——新公共行政理论内涵辨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绩效、责任、回应等基本主题,其实,这些内容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阐释与体现。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新公共行政理论是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理基础相并列的行政学学理基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至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批判与攻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行政学学理基础与经济学、管理学学理基础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     

公共管理与公共管理中国化

随着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学位教育在中国的开展 ,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和了解公共管理这个学科及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新范式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公共管理的实践与理论必须中国化     

新公共管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其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有其新颖合理之处,但其本身同样存在理论缺陷和内在矛盾。尤其是当我们把新公共管理借鉴到中国时,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而需要对其进行适用性方面的反思。     

新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制度创新——以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例

新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府行政改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自然包括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也深深地带有新公共管理的烙印。基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的差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应当看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具体的行政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时,我们应当在具体的背景下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新公共管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息

新公共管理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其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有其新颖合理之处，但其本身同样存在理论缺陷和内在矛盾。尤其是当我们把新公共管理借鉴到中国时，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而需要对其进行适用性方面的反思。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作为政府管理研究的行政学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理论上的三次飞跃.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都必然在实践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同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政府管理范式,引发了西方社会政府改革的波涛,构筑了一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在实践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产生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不是也适合我国国情呢?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益的启迪呢?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     

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真正创新的思想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以及热衷于缔造“数字神经系统”的比尔·盖茨等大胆地预测了关于公共行政改革…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的事业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致使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存在不足。要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落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来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探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为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列宁则关注和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把人的作用和发展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上，更重视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意义。     

世界统一性的实践诠释

人类的产生使处于原始自在统一状态的物质世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分化,使这种分化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是实践;也正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分化的物质世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同时也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的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途径 ;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坚实基础 ;运用灵活的辩证思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方法 ;从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把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的关键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价值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是构建诚信及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同时,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构筑确保民主、保障人权、协调多元利益、反腐倡廉的和谐社会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自传》发现始末

邓小平于1926年亲笔写的《自传》,翔实地记述了他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情况等早期活动。这件历史档案的部分内容先后被历史研究部门和传媒界广为引述,为人们真切、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早年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真实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份仍保存于俄罗斯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被发现的呢?这件珍贵档案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构建生态型政府的理论探讨

构建生态型政府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抉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映射与彰显,是自主创新、谋求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型政府是政府行政管理行为创新的高级形态,旨在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生态化,对内部事务管理的生态化,以及公务行为的生态化。构建生态型政府的路径包括：树立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的政府执政理念;构建社会服务职能与生态服务职能并举的政府职能体系;构建生态功能与行政功能协同治理的政府体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的多元生态治理模式;健全政府生态制度,椅筑生态法律政策体系;倡导绿色GDP的政绩考核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