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语新闻

由于所在机关的行政诉讼案件败诉，浙江省温州市的12名政府官员日前陆续受到了党内警告、行政记过等处分。     

党建信息

成都规定重大民告官案主要官员要出庭应诉四川省成都市就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作出具体规定:1.对重大、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以及涉及行政赔偿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确实不能出庭应诉时,分管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2.行政机关当年发生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     

行政诉讼中排斥调解理由质疑

我国行政诉讼排斥调解制度似乎已成定论。支撑排斥说的理由主要有 :行政诉讼的被告行政机关行使的是法定职权不具有实体处分性 ,因而不具有调解的可能性 ;行政诉讼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因而无调解的必要性 ;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重要理由。深入的理论分析证明 ,上述排斥调解的理由不能成立     

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公民法律维权意识的增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激增,政府违法行政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率还比较高。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避免和减少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文章分析探讨了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诸多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举证责任的明确对于行政诉讼案件及时、公正、准确审理,保障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为此文章探讨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内涵,并对其特点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刍议行政许可诉讼中的几个问题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对法院审理行政许可诉讼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行政许可行为的受益性和外部性等特点,必然引起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和数量的增加,从而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的资格、判决方式等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和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我国长期以来把客观真实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本文分析了这种做法的弊端,并提出法律真实作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性。最后对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提出几点看法。     

民告官，“一把手”应出庭

“在民告官案件中，党政机关‘一把手’不能躲躲闪闪!”1月19日，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杨家学再次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出台《重庆市行政机关行政诉讼案件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暂行办法》，将“一把手”“逼”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     

公权正义与行政诉讼目的初探

法治行政是行政法的价值所在,实现行政权配置和行使的正当性是行政法的根本目标,行政诉讼产生的动力因在于实现行政法的这种价值诉求。因此,行政诉讼本质上是对行政公权正当性的救济,而行政权的正当性,最终必须通过国家公权伦理关系加以说明。所以,讨论行政诉讼的目的不能离开宪政制度的政治伦理、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具体性,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这种具体公权价值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认同。     

对行政败诉的法律思考

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依法行政的认识经历了从表象到实质,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行政机关站在行政执法的前台,如何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近年来,行政诉讼案件逐年上升,公民撤诉和败诉率呈下降趋势。“怕当被告、怕出庭、怕败诉”成为行政机关的通病。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体现出依法行政意识薄弱、行政应诉能力差等问题,是进一步推行依法行政的障碍。因此提高执法水平,转变执法观念和意识,强化依法行政,已经成为行政执法者的必然选择。     

行政诉讼类型构造之理论内涵与时代背景

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意指根据特定标准对行政诉讼中的诉所进行的分类而形成的诉讼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在于实现对民众权利严密而有效的司法保护。在自由法治国家时代,基于行政任务的单一性和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影响,形成了撤销诉讼一体主义的行政诉讼格局。在社会法治国家时代,基于行政任务的多样性和行政过程论的影响,诉讼类型表现出多样化、细密化的发展趋势,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才得以真正兴起。对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概念及背景的阐释,有助于形成基本的理论共识,进而为相关制度的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仅正义与行政诉讼目的初探

法治行政是行政法的价值所在，实现行政权配置和行使的正当性是行政法的根本目标，行政诉讼产生的动力因在于实现行政法的这种价值诉求。因此，行政诉讼本质上是对行政公权正当性的救济，而行政权的正当性，最终必须通过国家公权伦理关系加以说明。所以，讨论行政诉讼的目的不能离开宪政制度的政治伦理、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具体性，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这种具体公权价值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认同。     

“以人为本”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受到诸多不适当的限制。随着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以及人权保护意识的增强,重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重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支撑与指引,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与安排。     

拿起法律的武器——对我省行政诉讼的观察与思考

自1988年1月我省法院行政审判庭正式建庭开始工作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了近12000件行政诉讼案件，几乎涉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尤其是近年来，“民告官”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全省法院受理的一审行     

村民委员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探究

探讨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首先,应从实证和规范的视角来分析;其次,应从村民委员会管理行为分类的视角来分析.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下,当村民委员会履行法律、法规授权的职责时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当村民委员会行使行政机关委托的职权和履行其自治职能时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下,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应从国家行政被告主体走向公共行政被告主体,村民委员会在履行自治职能时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     

对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结案方式的思考

人民法院通过协调促使当事人“合意和解”，并以原告撤诉的方式使案件“案结事了”的做法近年来被广为推崇。然而，由于协调和解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使得该结案方式的合法性难以确认，也不利于保障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实践中，应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结案方式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如制作格式化诉讼协调和解的法律文书、限定“协调和解裁定书”的适用范围、确立瑕疵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等，真正发挥协调机制对行政审判职能的促进作用。     

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新进展

行政诉讼制度是在民主宪政下,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监督制度,是行政相对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基本途径,也是行政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起步较晚,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尽管建构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当时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还缺乏行政审判的经验     

行政诉讼证据提供规则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既是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辨别争议事实真伪的工具。行政诉讼证据提供规则要有期限要求、形式要求、证据交换制度、证据补充与证据交接等。因此,必须要以保障相对人权益、限制行政权为基础,体现审判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加强证据提供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断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分类的制度设计

将行政诉讼按类型划分是行政诉讼中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实践中,每一种行政诉讼设计应该有它的程序和规则,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应分为给付之诉、撤销之诉、变更之诉、确认之诉、形式的当事人诉讼和公益诉讼,从而使得每类案件的诉讼过程有章可循,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须承担法律后果

法治社会之中，司法对政府行为拥有最终的审查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会因被管理者的不服而被以诉讼方式提交司法进行审查即引发行政诉讼。我国于1989年按照世界众多国家普遍的做法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现实社会生活中，行政机关会因其具体行政行为不当或违法造成被管理对象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的损害而招致诉讼。如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实不当或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