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诉前开示制度浅析——兼论《律师法》修改对我国刑事证据诉前开示制度的影响

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目前，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我国学术界、司法界和立法机关的关注。本文围绕新《律师法》对律师阗卷权的影响，从开示程序、开示原则等方面对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诉前开示制度提出设想和建议。     

认罪认罚案件中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在刑事诉讼认罪认罚案件中构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保证认罪认罚程序的正当性,进而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信力。国内外对于证据开示均进行了探索,作为典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国和美国在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司法实践中成果显著。二战后,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意大利等国发展成各具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我国的证据开示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法院为主导的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检察院为主的探索。在上述探索中,检察机关在诉前与被追诉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沟通,将与案件指控事实相关的证据进行简化集中展示,增强了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结果的预测性;但是对于证据开示的范围、时间、主体、内容、开示方式等的有关规定,均不相同,这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有利借鉴。本文尝试在借鉴以上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一定的探索。     

律师工作成果豁免原则评介

证据开示是为了避免诉讼突袭而设计的一种制度,但在运作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与其初衷相反的结果,为了平衡证据开示制度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各国对该制度都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和完善,律师工作成果豁免原则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时也应充分吸收律师工作成果豁免原则的合理内核,使得我们的证据开示制度更加的科学和合理。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提前相遇和证据开示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相遇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 ,引进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证据开示指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知悉所涉案件的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制度。证据开示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 ,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应确定证据开示主体 ,证据开示的责任和范围 ,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 ,证据开式的程序 ,以及法官在证据开示中的作用和对违反证据开式规则行为的制裁。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提前相遇和证据开示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相遇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引进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证据开示指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知悉所涉案件的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制度.证据开示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应确定证据开示主体,证据开示的责任和范围,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证据开式的程序,以及法官在证据开示中的作用和对违反证据开式规则行为的制裁.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若干问题之我见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刑事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方法、步骤、时间、地点、效力的确定,应当着重考虑证据开示是否能使审判中控、辩双方的竞争公平、正当和审判的过程简短、流畅。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分析

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但从民事诉讼实践看,这一制度所应有的明确争点、固定证据、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却没有得到体现。要改善这一状况,宏观上要培育和优化证据开示制度得以运行的环境,微观上要完善证据开示的具体措施。     

证据开示问题初探

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抗式庭审机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只有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地点、方式适合我国庭审实践,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我国刑事审判方式,使我国刑事审判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重要制度之一,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英、美两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探讨我国在证据开示中的做法,试图指出我国现存制度的不足,以期完善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略论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

本文从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设计以及检察工作实践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作一简要论述,在剖析证据开示有关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对证据开示的必要性,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不足等方面提出问题,并结合检察工作提出开示的方案。为刑事诉讼中辩护职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以实现对抗式的审判方式,达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完美结合。     

论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的一项重要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要求,在庭审前控方与辩方应相互展示证据和案件信息,以防止诉讼中的突袭,保障审判的客观公正。这一制度已为国外立法和司法广泛采用,其制度价值虽已受到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多年关注,但至今仍未在制定法中被采用。本文从实现刑事诉讼公开、平等、公正、效率等方面对证据开示的价值进行了论证,旨在提示和呼唤这一制度能够尽早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     

量刑辩护浅析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使量刑辩护日渐成为重要的辩护形态。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背景下,确立独立的量刑辩护权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控辩对抗的增强能够有效地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发展,能够制约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确保法院作出公正的量刑裁判。量刑辩护权包含几项具体权能:量刑证据获取权、量刑证据运用权、量刑意见发表权。完善量刑辩护制度,应建立量刑裁判结果说理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提高律师的辩护水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乐山：破解律师阅卷难

2012年11月26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法院开庭审理吉克娘儿故意伤害一案。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该案开庭前，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吴文学主持控辩双方依据乐山市检察院、四川省律师协会《关于开展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开示和意见交换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下简称意见）进行了证据开示和意见交换。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     

新《律师法》视野中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初探

"证据开示"又译为"证据展示"、"证据披露"或"证据公开"等等,是英美国家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适应保障对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达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要求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制度。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律师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律师获取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证据的能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开示是对抗制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 ,我国在借鉴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一些做法后 ,应当建立证据开示程序 ,建议设立刑事预审法庭 ,兼具证据开示功能     

司法实践中证据运用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实践中关于证据的运用上存在诸如证据立法滞后，证据观念、意识淡薄、证据开示等方面问题。本文详细阐述了有关证据运用方面存在的7个方面问题及8项完善措施。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

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或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等,各项诉讼活动都离不开证据的运用。近年来,我国推行一系列以确保司法公正为目的的审判方式的改革,证据开示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文章拟依托我国国情,论证了中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和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