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网络传销犯罪的新特点与侦查对策实证研究——以“GBC"传销案件为例

打击网络传销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重要职责。从"GBC"案件看,网络传销犯罪呈现出依托网络、扩散速度快;层级严密、规避风险;传销模式易被复制;审讯抵触、反侦查意识强;证据隐蔽、电子数据成关键等新特点。公安机关在打击防范网络传销犯罪时,需要运用数据思维,从犯罪公司入手,建立"主动侦查、情报导侦、合成作战"的办案机制,强化"电子数据""司法审计"的法定证据作用,加强"平台"和"类罪模型"建设,注重事前防控,精准有效打击网络传销犯罪。     

论网络言论失范下《刑法》介入的向度与限度

针对信息网络中虚假言论引发的犯罪现象及其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网络中的虚假言论行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现实社会,现实中《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出台抽象性司法解释来应对网络言论失范行为及其新型犯罪样态时,应当以"维护网络秩序"与"适应网络特点"为向度,并恪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     

网络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国家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 ,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犯罪问题已显得也来也突出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立法和司法的严重滞后 ,这一网络犯罪现象正在成高速增长和蔓延的趋势 ,加大对网络犯罪的研究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打击犯罪、维护网络安全与正常次序 ,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     

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网络环境是社会和谐系统的有机构成之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的负面效应危害着社会和谐,网络犯罪是社会和谐的大敌.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网络的和谐既要靠法律,又要靠道德;必须坚持"依法治网"与"以德治网"并举,加强依法管理,加快安全技术研发,形成一套综合治理对策.     

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

青少年网络犯罪具有模仿网游暴力,犯罪方式智能化,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侵犯财产和网络攻击等领域的特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成因有青少年自身因素的影响,网吧的肆意经营,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失等几个方面。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网络环境,使青少年在网络时代健康地成长,有必要采取网络道德教育、运用技术手段构筑网络安全的"防火墙"、加强网吧安全管理、依法规范经营等几项措施。     

浅析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向传统的刑事管辖权提出了挑战,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问题成为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的焦点.从网络犯罪的概念不难看出,传统管辖权理论在适用于网络犯罪时存在诸多的不足.在处理因为网络犯罪而产生的刑事管辖权的竞合问题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在维护本国主权的同时避免侵害他国主权,应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可能性、便利性原则...     

网络犯罪立法探析

网络犯罪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加快网络安全刑事立法步骤,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社会的正常秩序越显必要。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刍议网络金融犯罪的侦查取证

根据实施金融犯罪对网络信息技术依赖的程度不同,网络金融犯罪可以分成三类: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简单存储和传输手段的金融犯罪、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重要传播手段的犯罪和比较纯粹的网络金融犯罪。为应对网络金融犯罪的专业化程度和侦查取证难度加大,相关侦查取证工作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和计算机侦查取证的技术手段,树立"以信息制信息"、"以网制网"的工作思路,在侦查取证环节寻找新的机遇。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2009年2月28日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后增加了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是对当前腐败问题从《刑法》角度的积极回应。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政府对于受贿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强,力求多方面借鉴经验以打击官员腐败。相对于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这是一种利用影响力的新型犯罪。结合司法实践,其客观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完善,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践价值。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性刑事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罪中的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其罪数,一般共识是处断的一罪,这既考虑了司法价值判断,又考量了罪刑均衡的要求。     

海峡两岸危险驾驶罪比较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将不能安全驾驶罪纳入"刑法",大陆在2011年2月出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二者在理论基础、刑罚目的、法条设计、实施情况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不能安全驾驶罪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之异同,有利于预测大陆危险驾驶罪的未来发展趋向。     

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及理性分析

行为人在实施侵犯人身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分析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性质,即判断先前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状态,接着判断先前暴力行为是否形成新的“威胁”以及是否被“捎带财物行为”实施时所利用,最终作出合理的结论。     

谈行贿惩治与反腐困境

当前,日益严重的腐败形势与不断加大的反腐力度"并行不悖",被喻为反腐困境。形成该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反腐策略难辞其咎。这一策略在客观上纵容了行贿人,损害了法律权威,并可能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滥用。要铲除腐败的土壤,就必须改变这一策略,在行贿罪立法上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和"财物"两个要件的限制。     

信赖原则在我国交通肇事罪中的应用

学者普遍认为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包含了信赖原则的法理。根据上述解释,司法实践中的现状为公安交警部门成为信赖原则的适用机关且信赖原则的适用条件过于宽泛。这也使得在交通肇事罪中应用信赖原则时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弱化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上述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要避免上述误解,对上述司法解释的完善是必然途径。     

试论惩治恐怖活动的新罪名

《刑法修正案 (三 )》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 ,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对新增犯罪的罪名表述、构成特征、刑事责任和司法认定等均值得急需研究 ,以便能够指导司法实践。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新媒体背景下的诽谤罪探究

新媒体作为现代传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信息平台的数字性与多样性、信息交流的自由性与持续性和信息受众的平等性与互动性等特点。因此,在新媒体的背景下,诽谤罪在认定散布行为时应考量"公然性"的条件;在认定损害结果时应着重传播手段的严重;在认定犯罪主体时应根据不同的传播方式区别对待;在认定犯罪主观故意时应当包括间接故意,以此对诽谤罪进行准确司法认定。     

“事后占有故意”探析

在侵犯财产的案件中，出现了许多“事后占有故意”的情形。“事后占有故意”现象在刑法学界引起了较多争议。本文对“事后占有故意”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