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万元埋葬一大型国企掌门人

“如果有机会出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用我的全部个人资产将我所收受的房产和钱全部退回去。以洗清我这颗污浊的心，弥补给组织造成的损失。”这是谭历亲手写的忏悔书上的一句话。一个“退”字，包含着他内心多么深的“痛悔”？如果他的人生早能“退”一步，怎么会有今天？     

高考是怎样恢复的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会议就恢复国家科委、为《高教六十条》正名“、五七”指示等与科教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说,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72上大学靠钱,17年前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     

我与我的文学

1993年春天,在一次朋友们的聚会上,一位来自西北的作家张锐半开玩笑地问我:“如果你的生命一共还只有三个月,你打算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干点什么?”我没太认真。我简单地想了想,跟他说:“我想在我酝酿时间比较长的几个剧本中挑两个最重要的,写出来。”他又问:“如果只有一个月了呢?”“那就挑一个。”“如果只有三天呢?”“那,那就对着录音机,把那一个最重要的剧本,叙述出来。”大伙谁也没再说话。     

做一个优秀中学生

当我刚拿到《青少年修养》这本书的时候,就被封面上“修养”这两个字吸引住了。对“修养”这个词我有些耳熟,我经常听大人说起这个词,也知道刘少奇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但对它的真正含义我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脑子里只有一点朦胧的意思,有修养的人大概就是指在各方面都做得好的人吧!     

十月革命后列宁谈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十月革命后,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列宁是在两种意义上来谈论的。一方面,列宁从狭义上来谈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政治是阶级斗争。他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另一方面,列宁从广义上来谈论政治,把政治看作是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同上,第370—371页)列宁还谈到这两种政治的更迭:“我们走向战胜自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同上,第370页)列宁指出有“经济方面的政治”,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一方面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同上,第441页)另一方面又说:“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同上,第444页)他认为:“今后最好的政策就是少谈政治。”(《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6页)就字面     

大学理念：新旧两种版本

2004年 ,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写给教授们读的《我的科大十年》 (修订版 ) ,另一本则是写给研究生看的《东西象牙塔》。再加上还有一本据说是写给大学生的《背水一战》(香港三联1997年版 ) ,可以说 ,孔宪铎为他的听众们完整地演奏出了从“大学求学经验”到“大学办学理念”的“三部曲”。读罢这些书 ,一位历史上的教育家的身影不觉浮现在眼前 ,那就是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在“大学之道”上 ,孔宪铎先生在诸多方面都与张伯苓先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宪铎…     

标准的高低

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上,朱镕基总理发表了演讲,他说:我很少题字,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我却为我国三家会计学院题了四个字:“不做假账”。他还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立命之本。”有一位朋友跟我聊天,他说朱总理后边一段话很好,体现了高标准严要求,惟独对“不做假账”,这一要求,其标准是否太低了?他的意见我同意一半儿,而对于“不做假账”他视之为低标准,则不敢苟同。     

雨打梨花带着忧伤的浪漫

有一次，与朋友一起到一位领导家做客，闲谈起书画，这位领导当即说，他特别喜欢某位书法家的字，又特别喜欢他所书写的“剑胆琴心”。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涌起一阵很别样的感动。很多年过去了，“剑胆琴心”四个字却时常在有意无意间跳跃在我的思维。后来我想，尽管这四个字，已经被前人说穿，它和所有中国文学中那些灿烂锦句、绝妙诗词一样，给人以美感以昭示外，之所以能猛然间深深地打动我，是因为，在那刹那间，我想起了咱们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发生在我们这支队伍中的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也很人性的故事。“剑胆”，分明就是一种英…     

休闲长廊

我也没办法 警察在市场的人群中抓到了一个小偷,他们把他带到法官那里。原来,这小偷才放出去不久又作案了。法官说:“你不记得我对你说过,我再也不愿见到你吗?”“记得,可我也没办法。”小偷说,“我把你的话跟他们说了多遍,他们就是不听。”     

文人的自由

自由是文人的立身之本,所以他们才说:“不自由,毋宁死。”这话的意思是说自由很重要,尽管话音落处,谁也没有去死,即使在最不自由的年代,也有办法“苟全性命于乱世”,活得津津有味。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文人真的都死光了,这个世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而本文的主旨,亦非教导文人怎样死(据说这类人在国外已被判刑),而是探讨怎样活。与活比起来,死毕竟是容易的。《北京文学》曾经请我写“世纪留言”,当时我因忙于写一本书,没有给他们写,但我心里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在21世纪,文人都能自由地     

三言两语

“尽管我是统计战线的新兵,但我也知道,几年前朱镕基总理视察国家统计局时曾留下四个字‘不出假数’。”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11月18日在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成立庆典上说,这四个字让他觉得身上的担子不轻,做好统计工作不易。“统计人员要对国家忠诚,要对人民负责”。谢伏瞻说,能否做到“不出假数”是对国家是否忠诚最简单的判别。他说,统计工作要用数据说话,用科学的态度从事,更重要的是不能看地方和部门领导的脸色行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数字面前不能丧失原则。他希望即将走上统计岗位的新生力量和他这位新兵都能秉承“不出假数”…     

金财荣：小掌握柜的大梦想

说到残疾人求职，就是一个字，“难”，如果要加两个字，就是“非常难”。各方人士关于这一点认识的高度一致性，超乎我们的想象。但也有一种坚定、乐观的说法：“办法总比问题多。”本期“求职”的三位主人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说法。张太俊考公务员，数年来经历不可谓不坎坷，最终也没有实现目标，但付出总会有收获；史咏梅和金财荣，残疾不可谓不重，但他们都闯出了自己的道路，用他们的初步成功告诉其他残疾人士，信息时代，其实残疾人在职场的劣势也许不像以前那么大。     

标准的高低

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开幕式上 ,原国务院总理朱基发表了演讲。他说 :“我很少题字 ,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 ;但我却为我国三家会计学院题了四个字———‘不作假账’。”他还说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也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立命之本。”有一位朋友跟我聊天 ,他说朱基后边一段话很好 ,体现了高标准严要求 ,唯独对“不作假账”这一要求 ,其标准是否太低了？他的意见我同意一半儿 ,而对于“不作假账”他视之为低标准 ,则不敢苟同。我认为“高标准严要求”对很多行业和个人自律 ,毫无疑问是适用而且应该厉行的。唐太宗《帝范…     

那一束光

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生中偶然遇到的第一本书,究竟会对自己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麦家和我说,他十三岁那年,在一位名叫“阿牛”的郎中家里,与一本残破的《林海雪原》不期而遇。在麦家记忆里,“这本《林海雪原》后面十几页不在,但是封面还在……书是他从街上捡来的,不是用来看,而是用来引火的。大人们在客房聊天,我在灶房里看书着迷了,连吃饭的时候都在看,阿牛说送给你了,你赶紧吃饭,书你拿回家去”。     

俄罗斯人看普京

在圣彼得堡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在圣彼得堡住上一星期。他会说我已经非常了解圣彼得堡了；如果住上一个月，他会说我已经有些了解圣彼得堡了：如果住上一年。他就会说，我一点也不了解圣彼得堡。如此推理，像我等在圣彼得堡两脚生风暴走三天的家伙，就完全有资格当圣彼得堡的“全权代言人”了。     

不寻常的成长之路——蒋孝严著作《蒋家门外的孩子》

这是一本关于亲情和思念,关于宽恕与原谅,也关于成长的书。蒋孝严奇特的身世曾引起了世人的好奇和各种猜测。美国两大著名报纸《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都曾以显著篇幅进行了长篇报道。国内外其他媒体也对他父母恋情、他母亲离奇死亡、他和孝慈这对孪生兄弟的生活经历进行了各种版本的叙述。历时3年,用流畅的笔触、细腻的情感,完成的《蒋家门外的孩子》,是蒋孝严为他的父亲蒋经国而写。正如他在书中《自序》所说,“从提笔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到点下最后一页的标点符号,一路上,父亲经国先生的影子一直在我脑中、在我眼前、在我身…     

成功创业必须顺势而为

到底怎样创业才能成功呢？我认为创业成功80％是运气，无论谁都不例外。有一本书叫《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我很欣赏，作者认为，如果有人说某某人±的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那么作者会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不!”因为持这种论调的人往往忽视了成功不能缺失的两个环节：机遇和文化传承。让我们首先看看这本书中讲到关于成功两个要素的案例。     

陈望道与首译《共产党宣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到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又说看了这三本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了。”     

谭秋云：踏实做事本色做人

有挫折才会有所追求 “现在回头想想，我当年确实挺难的。”从自己的经历谈起，带着浓重的湖南土音，谭秋云开始了与我们的交谈。40年前，谭秋云出生在湖南岳阳市华容县的一个小村子里，7岁时，由于患上骨髓炎没有得到良好医治，谭秋云的右腿落下残疾，这也从此改变了谭秋云的命运。因为残疾，谭秋云三次参加高考并超过名校高考分数线，却三次被拒。直到谭秋云几经辗转联系到湖南财经专科学校，学校才最终在补录阶段同意录取，而这也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说实在的，我是最不喜欢做财务的人。”谭秋云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但是，既然我进了这一行，我就专心致志做好这一行。”大学期间，谭秋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在专业学习上，这也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地狱门前的忏悔——李真“遗言”曝光

2004年国庆长假前后,一本名为《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的书在部分党员干部中传阅。李真,原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秘书、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判死刑。“这是我极不情愿写的书,如果不是因为‘记者’两个字,如果不是为了警示后人”,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唯一对李真多次面对面采访的人、今年38岁的乔云华说。“看到这本书的官员无一不向我讲述心灵受到的震撼,他们希望每个党员干部都读读。”这个生前曾经在河北省政坛叱咤风云的“第一秘”,被人前呼后拥、志得意满的局长,死后化作一把灰尘寄放于一只毫不起眼的小骨灰盒内存放在寂静、阴冷的殡仪馆,盒上只有两行火柴头大小的字:“姓名:李真,编号:6199”。除了家人没人“凭吊”。生死差异何其巨大!人一旦沾上“贪”字,真是欲壑难填!我们特摘登《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希望能给世人以警醒,贪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