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与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而且对世界历史时代的人类文明形态作出了积极贡献。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和国家治理体系等基本制度层面，而且在社会信念和社会结构层面，形成了“一体”与“多元”相结合、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继续保持国家政权对经济社会的主导性影响，另一方面则在行政性官僚控制与经济自组织成长的张力中形成了动态的平衡，形成了在经济绩效和发展效率上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时代“人类文明形态”的论述为参照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文明道路；其中所包含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权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指向一条克服现代化“负效应”、规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内在对抗性的人类文明新道路。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人民城市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理念,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城市文明体建设,体现了城市人民性的根本属性,开创了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与繁荣的“人民城市论”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之路。人民性是人民城市论的本质特征,城市功能性的不断扩容将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联结起来,推动城市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有机统一的人民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城市发展从有机体向生命体再向文明体的演变历程中,人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到确立,人民城市成为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世界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超大特大城市在实现国家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阶式战略目标过程中,努力建构回应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价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城市。人民城市的建设与实践,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新型发展道路,又标志着人类社会城市理论新范式的建构与成长,对于构建人类城市文明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历史与实践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学术回应，也是影响、引领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观照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整体性叙事。本土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特征，体系性是其重要属性，科学性是其底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世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将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卓越贡献，也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与治理实践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意义，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完善面向人类、面向未来的话语体系，同时，着力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全生命周期育人育才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与价值遵循——基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指向，内蕴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实诉求。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人类治理活动的主体变换，预示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必然，擘画了社会治理蓝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一项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要素，实现协调人际关系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系统性活动。具体而言，其构建出以核心领全局、以协同破壁障、以精准除盲点的治理样态，并通过明确责任共担、坚持利益兼顾、推动成果共享，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从而鲜明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个新的高度。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框架相适应,与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与规范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相统一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既是实现社会、政府、政党现代化架构的体制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合作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对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给予有益的启示。当然,寄托于行为互动的自然主义演进而构建合作治理是不现实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需要在合作意识的引领下展开,这就使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具紧迫性。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北大核心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学术回应,也是影响、引领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观照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整体性叙事。本土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特征,体系性是其重要属性,科学性是其底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世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将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卓越贡献,也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与治理实践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意义,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完善面向人类、面向未来的话语体系,同时,着力推动教材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全生命周期育人育才体系。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紧密相结合,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思想飞跃。比较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制度体系化的重要精神。治理国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这就对制度建构提出全面性、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的要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坚持党的领导在结构层次关系上居于顶层地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层次关系,目的是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的诠释。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坚定制度自信、提高领导干部使命担当的素质和本领、注重制度体系建构、建构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等主要任务上形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政党统领生态：中国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与行动逻辑——基于理念、制度与实践视角的嵌入分析

环境政治是洞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时间理论，为中国环境政治构建“理念创设—制度供给—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理念—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政治建构过程是一个以理念变革引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迈向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和实践“同频共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环境政治经历了“短暂间歇”“密集调适”“稳中有序”的演变历程，理念、制度与实践这三重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叠加及其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建构中国环境政治的实然结果。同时，责任政治逻辑、注意力配置逻辑和场域构造逻辑，分别扮演着维持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创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接续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独特角色，共同形塑了中国环境政治的生动图景。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困境与解决途径解读——基于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构建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福布斯与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是在传统环式民主失灵的前提下,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宪政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菁华并结合后现代语境后提出了话语指向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构成主义、碎片化与公共治理理论治理主体多元化,一些人的对话的反思性、对抗性与公共治理理论多中心主体参与的、更具回应性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都或多或少的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存有共通之处。作为话语理论的分析工具,公共意向性、公共能量场、独白性的交流等话语语言都有助于我们对治理理论展开分析。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引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勇闯“深水区”、啃下“硬骨头”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在契合性，为新时代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和完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战争想象：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

查尔斯·蒂利提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经典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新中国的政权建构诞生于战争，却通过战争想象进行战备动员，而战备是为了防御而非制造战争。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攀枝花三线建设为案例，讨论新中国政权如何想象与准备战争，嵌入社会并推动全方位动员，实现中央集中意志与社会积极回应的互动关系。战争后诞生的新兴政权把战争想象作为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经验上为解释中国三线建设提供新视角，理论上提出“国家战争想象”新命题，以部分修正蒂利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