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报告，开头就直奔主题，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为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而奋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是报告主题的核心，准确把握科学发展、     

与时俱进的实践理性升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百年历程中的三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便是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变化着的具体国情之不断"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不断"结合"过程中创造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们历史地构成我们党理论创新历程之一脉相承的三个阶段.     

加入WTO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加入WTO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总的来说,将使各行各业都面临来自国际企业的竞争,中国产业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但由于中国各个产业、行业、产品发展程度和开放程度不同,入世后的影响也将各不一样.本文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加入WTO后所受到的影响,提出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建议.     

浅论中国现代化进程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近代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它们开启、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整体性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以整体性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它经历了一个早期探索时期，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一个准备阶段后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一个准备阶段后发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在历史课题、进程时态和理论贡献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国东亚政策

美国东亚政策形成于二战后,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东亚以日本、韩国等国家支点,拉拢这些国家,从而威慑苏联、中国等,寻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就中国而言,台湾的特殊地位,包括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等,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一次台海危机则奠定了美国在华的东亚战略,也开始形成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是以保护台湾为由,使台湾脱离中国大陆,形成对立局面,意在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借台湾牵制中国,也同时牵制苏联,从而更利于其全球战略的推行。     

论改革开放史上的三次思想大解放

30年改革开放,30年巨大变化,这一切来源于思想大解放。在30年沧桑巨变中,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胡锦涛6.25讲话和十七大政治报告掀起的3次思想解放大高潮,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促进了中国的大发展。它充分说明: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总结3次思想解放大高潮,对于今后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新局面,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理论指导意义。     

推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加快实施“两强一堡”战略的黄金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加速推进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科学总结云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云南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任务。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的推动实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本文就两次飞跃的。     

"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反复折射出的客观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要件、成果等内容为理论框架和逻辑视线,结合“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形成过程,科学分析其实践功效,特别是与“三个有利于”的继承创新关系,必然得出结论:“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起飞”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在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又一个起飞期,即“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起飞期”,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保持年均增长9％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存在五大有利因素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第二次起飞期”;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正在逼近和突破它的临界状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起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下）——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教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框架的初步构建——以中共八大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八大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载入史册。八大以苏联教训为鉴戒,结合自己的经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系统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宏观和战略高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框架。历史证明,这个战略框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迪。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上）——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的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一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较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文革”前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刻影响了＂文革＂前中国科技的发展,催生了以＂两弹一星＂为标致的科技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奠基时期。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对中国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警务模式演进过程之比较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原因注定中国警务模式要走不同于西方警务模式的阶梯性发展,但中国50年警务模式的变迁非常相似于西方历次警务改革的轨迹和变革方向,即政治警务模式逐渐过渡到专业警务模式和反应式警务模式,最终向服务与权变警务模式靠拢。"杭州会议"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标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警务建设,成为对现行警务政策导向和警务模式确定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核心概念,成为新时期我国警务改革和运作的新命题。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征文启事

春风浩荡，春光灿烂，中共云南省委发出的《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活动的通知》，在全省上下掀起了一场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省委八届四次全委会精神为主题，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线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它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破裂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增强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扩大了国共两党的组织,促进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理论本身的复杂性种下了国共合作失败的诱因,理论执行的偏差导致国共力量对比进一步拉大,埋下了国共合作破裂的隐患。这一理论本身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从服务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出发,这一理论在实施的过程中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使得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被动挨打中彻底破裂。     

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转变的关键 ,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是我党较早地对上述根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先驱之一。他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体制改革等系列论述 ,较为准确地回答了上述根本问题 ,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杰出的理论贡献 ,是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转变的理论中介。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两次结合两次被污蔑为背叛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但这两次结合均被污蔑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党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思想同样遭到了质疑和否定。通过反思可知，股份制是以共有的形式实现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中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征途中，只有真正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廓清误解，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