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及立法思路探讨

民间组织的大规模兴起反映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领域改革的功能性需求,但现行立法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法规体系的严重滞后,不仅制约了民间组织快速、健康发展,难以满足社会对公民结社自由权行使的迫切要求,也导致了民间组织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困境。解决这一困境,既要明确立法指导思想,解决好立法原则的适时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更要兼顾民间组织培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尊重民间组织成长的自身规律。     

我国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制度困境——以我国民间组织立法为背景的考察

实践中的中国仲裁机构与民间组织相去甚远,仲裁机构民间化之争为中国所独有。仲裁机构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却不能"民间化"的制度困境在于我国民间组织立法的缺失。有"结社自由"的宪法保障,但我国民间组织立法法仍存在"法律缺位"、"效力过低"等诸多问题。仲裁机构法律上的民间组织地位之解决路径包括对仲裁法、民间组织法和民法的修改和完善。但制度本身又不能完全解决仲裁机构民间化回归的问题,这要依靠理念、文化和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     

从非营利组织历史看中国民间社会特征

本文比较了中国民间社会传统与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渊源、含义和特性,指出西方的非营利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其自治秩序的基础;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体现了伦理秩序的格局,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私"、"公"之对立、取舍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官"、"民"之上下、包纳关系。     

民间公益组织的福利瓶颈

“太不规范了!”谈到中国民间组织工作人员管理和使用现状，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金罗对笔者说。     

中国社区民间组织法律治理机制探析

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基层性、规模需求和影响相对小、数量多的属性。目前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法律治理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各地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社区民间组织在成立门槛、竞争主体、活动资源、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督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应针对社区民间组织本身的特点,结合实践经验,完善社区民间组织的立法,并通过立法和法律的实施建立促进该组织发展的准入、竞争、激励和监督等四大法律治理机制。     

浅析中国民间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近年来,我国危机事件发生频次增加,情况日益复杂,在危机预测、处理和后续过程中,民间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赢得社会的认可,在危机管理体系中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依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双重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民间组织的独特优势和面临困境,希望为民间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合理定位和应该致力的方向予以建议。     

我国政府如何正确处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不是对手关系而应是伙伴关系。合作,则双赢;敌对,则俱损。但在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的困境。我们要正视民间组织面临的困境,积极改善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公民社会良性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宏观层面出发,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了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对策。     

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的法律学解析——以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为视角

民间组织之概念和范围应当对应于我国现行立法之规定与行政管理体制。所称谓之合法性问题,是指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可以从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因法律规范效力等级的差异,对我国民间组织的组织合法性可作不同解读;在法理上,“非法”与“违法”具有不同含义;依现行立法,我国民间组织取得组织合法性存在现实法律障碍,需要探讨解决之策。     

谈民间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

民间组织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的一个缩影,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事业有效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转变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必要空间,并将带来政府对民间组织监督和管理方式的相应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将会从多个方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成为政府职能转变效果的重要表征和继续改革的信心来源与动力支撑。     

构建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民法领域的发展——兼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学理分野,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认为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需要理性的国家进行补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服务的。在当前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中,在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理论上的源泉。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大陆等地区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设想。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领域必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扩大,以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     

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本文通过对民法典体系安排的各种观点从历史及比较法的角度进行分析 ,并从民法典制定当中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民法典体系安排的标准以及民法典的内容、体系安排与社会变化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从而提出中国民法典应由通则、物权、合同、亲属、继承、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等七编构成的观点。     

民法总则的使命及其应规范之内涵——以中国民法总则草案为探讨中心

所有现代欧陆民法法典,不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抑或是继承两民法典之法典以及参考两民法典之法典,均设有民法总则之规定。中国最近有制定民法总则的计划,并已提出建议稿,但此前已经有了9个单行之民法法律规范,构建了松散型的民法典体例,而民法总则属于一体型民法典之构成部分,这就需要对以往民法法律规范重新整合。结合中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对民法总则应加以规范之内容,以及法律原则、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民事客体、法律事实、民事责任等具体规范加以分析探讨,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法总则提供参考。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中国民法总则的制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现行《民法通则》基础上,制定作为民法典总则编的民法总则,在各民事单行法基础上,编纂民法典各(分则)编,最终形成民法典。2016年6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初审。该草案后在中国人大网正式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修改意见。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较,该草案在法律结构合理性、概念准确性、制度目的性、体系逻辑性及法律规范可操作性等方面确有提高,但尚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余地。着重介绍民法总则草案对《民法通则》的重要修改和新增内容,能够引起学者对草案相关变动利弊的进一步重视和反思。     

商事组织间的现代博弈——对Larry E.Ribstein《非公司组织的勃兴》的阐释

毋庸置疑,公司在现代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制度设计当下存在着的致命弊病严重削弱了其发展的气势。作为非公司组织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合伙是当之无愧的"元老",但其独特性的制度却遭遇了发展困境。风云际会,多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迎来了非公司组织勃兴的良机。商事组织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发展历程阐明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它们彼此间消长的基本规律。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

权利、义务、责任是法律的基石,法律的内容是在权利、义务、责任的基础上展开的,民法也不例外。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值得重视,物权法和未来的民法典应当继受《民法通则》创立的民事责任制度。未来我国民法典应当借鉴《德国民法典》和旧中国民国时期的民法典,设立物权编和债权编,但是不必规定物权请求权,可将物权请求权转变为侵权责任,规定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中。将物权请求权转变为侵权责任,不仅不会破坏物权与债权的科学体系,而且会使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更加明晰,使债与责任的区分更加明晰。     

民法的理念与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民法的理念是民法典的灵魂,一部好的民法典,必须深蕴着完美的民法理念,而完美的民法理念及运行又建立在适合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但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礼治社会”、“乡土社会”的特点,以及建国后形成的社会主体一元化、权利结构国家化、社会关系身份化的社会结构特征,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制度建设。因此,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与观念进行再造与更新,应逐步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至少要同这种社会基础再造与观念更新同步进行。